“程嘉言，98分，全班第一。”数学老师在讲台上念出这个分数，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赞赏。我坐在家长会的最后一排，背挺得笔直。周围家长投来的目光，混杂着羡慕、嫉妒，还有一丝丝的认命。我儿子，程嘉言，又是第一。我掏出手机，点开那个置顶的家庭群，言简意赅地发了一句：嘉言这次奥数摸底，第一。

我丈夫程立秒回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我婆婆紧跟着发来一条语音，点开就是她那特有的大嗓门：“哎哟我们嘉言真棒！不愧是程家的种！小甄你辛苦了，晚上让程立带你们去吃顿好的！”我关掉手机，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这种感觉，比我自己升职加薪还爽。这十年来，我放弃了公司的晋升机会，放弃了所有个人爱好，一门心思扑在程嘉言身上。他就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项目，最拿得出手的作品。家长会结束，我去接嘉言。他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从教室里走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这孩子从小就这样，稳重，不爱笑。我一直觉得这是优点，说明他情绪稳定，能成大事。“走，妈带你去吃日料，庆祝一下。”我接过他的书包，沉得我一个趔趄。他没说话，点点头，跟在我身后。餐厅里，我给他点了最贵的和牛套餐。我看着他慢条斯理地吃东西，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

暑假的游泳集训、编程夏令营，还有下学期的英语演讲比赛，一个都不能落下。

通往精英的路，就是用这些证书和奖杯铺出来的。“嘉言，”我开口，“下周的物理竞赛，你有把握吗？李老师说……”话没说完，他手里的筷子，“啪”一声掉在地上。我愣了一下。

“怎么了？”他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脸。过了好几秒，他才弯腰去捡筷子。等他直起身，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血珠子正往外渗。“你手怎么了？”我抓住他的手腕。

“不小心，被桌角划的。”他的声音很轻，像一阵风。我皱起眉，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的指甲剪得很秃，指甲边缘的死皮被撕得乱七八糟。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细节。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嘉言最近有点不对劲。他吃饭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少。

以前他还会跟我聊聊学校里的事，现在我们俩坐在一起，经常半天没一句话。

我以为是他学习压力大，青春期，都正常。第二天是周六，他要去上钢琴课。

我早上叫他起床，叫了三遍都没动静。我推开他的房门，一股憋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里暗得像个洞穴。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嘉言，要迟到了！”我过去拉他的被子。他不动。我有点火了，用力一掀。被子滑落，我看见了他。

他穿着长袖的睡衣，但手腕露了出来。那上面，横七竖八，全是划痕。新的，旧的，深浅不一，像一片狰狞的荆棘林。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了。我感觉不到呼吸，浑身发冷。我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这是怎么回事？程嘉言！

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是不动，眼睛空洞地看着天花板，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那一刻，我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规划、所有的沾沾自喜，全部碎成了粉末。

我看着我那个“完美”的儿子，突然觉得无比陌生。我疯了一样给他班主任打电话，给他所有的任课老师打电话。得到的回复都差不多：“嘉言在学校挺好的啊，成绩稳定，遵守纪律，跟同学也挺和睦。徐女士，您是不是太紧张了？”是啊，我太紧张了。

我挂了电话，预约了全市最好的儿童心理干预中心。等待看诊的那一个星期，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七天。我不敢离开嘉言半步，他去哪儿我都跟着。

他就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我让他吃饭他就吃，我让他睡觉他就睡。但他不看我，也不跟任何人说话。看诊那天，我特意请了假。程立说公司有重要的会，走不开。我知道，他是在逃避。在他眼里，他儿子是完美的，不可能有任何问题。诊室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桌子，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一切都是白色的，冷得刺眼。

医生和嘉言单独聊了半个小时。我等在外面，坐立不安，把手心都掐出了印子。门开了，嘉言先出来，还是那副样子。医生让我进去。“程先生没来吗？”医生问。“他忙。

”我言不由衷。医生点点头，把一份评估报告推到我面前。我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一个都看不懂，但我认得最下面那行诊断结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医生指着这几个字，平静地对我说：“徐女士，孩子病了。病得很重。

这不是普通的青春期叛逆，是精神上的重感冒。他现在的情况，必须立刻休学，接受系统治疗。”他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的，就是那几个字。

抑郁症。我的儿子，我那个永远考第一，永远让我骄傲的儿子，得了抑郁症。

我拿着那张A4纸，走出诊室。嘉言就站在走廊的窗户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他那么瘦，校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好像风一吹就会飘走。我走过去，想抱抱他。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我突然想起，我好像很久很久没有抱过他了。从他上小学开始，我跟他最多的身体接触，就是检查他作业，给他收拾书包。我的眼泪，一瞬间就下来了。我不是在哭我的儿子病了。

我是在哭，我，一个母亲，竟然把我的儿子，一步一步地，亲手卷进了精神病院。

他那些A+的成绩单，那些金灿灿的奖杯，原来都是用他的命换来的。我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傻子。嘉言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里，没有惊讶，没有安慰，什么都没有。

一片死寂的荒原。我带着程嘉言回到家，程立还没回来。偌大的房子里，安静得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嘉言把自己关进房间，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张诊断报告，纸的边缘都被我捏烂了。十点半，门锁响了。程立回来了，身上带着酒气和一股陌生的香水味。他看到我，愣了一下。“怎么不开灯？

”他一边换鞋一边问。我没说话，按开了客厅的落地灯。暖黄色的光照在他脸上，也照在我手里的那张纸上。“这是什么？”他走过来，随手把西装外套扔在沙发上。

我把报告递给他。他接过去，只扫了一眼，眉头就拧成了疙瘩。“心理咨询？你带嘉言去了？

我不是说了，小孩子家家的，能有什么问题，就是学习压力大。”“程立，”我看着他，声音很平静，“你看完。”他不耐烦地继续往下看。当他看到“重度抑郁”那几个字时，脸色瞬间变了。“胡说八道！”他把那张纸摔在茶几上，声音陡然拔高，“现在的医生为了赚钱，什么都敢写！我儿子好好的，怎么可能得这种病！”“他不好！

”我也站了起来，积压了一天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说话，不吃饭！

他拿刀划自己的手腕！你看到了吗？你有关心过他吗？你除了知道他考了多少分，拿了多少奖，你还知道他什么！”“我怎么不关心他了？”程立被我吼得有点懵，随即也火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是为了谁？这个家，他的学费，他的兴趣班，哪一样不是我挣来的？徐甄，你别不知好歹！”“我不知好歹？”我气得发笑，“程立，你觉得你给钱就是当爹了？你上一次陪他吃饭是什么时候？上一次跟他聊天是什么时候？

你甚至不知道他过敏不能吃海鲜！”我们俩就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在客厅里互相嘶吼，把最难听的话都扔向对方。嘉言的房门，始终紧闭着。吵到最后，我们都累了。

程立一屁股坐回沙发，点了根烟，猛吸一口。“行了，别吵了。不就是抑郁症吗，多大的事。

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还能治不好？”我看着他。那一刻，我心底有什么东西，彻底凉了。在他眼里，儿子生病，就像一台机器坏了。只要花钱，找最好的修理工，换最好的零件，就能修好。他根本不明白，嘉言不是机器，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会痛，会累，会绝望。“医生说，他要休学。”我开口，声音沙哑。程立夹着烟的手一顿。“休学？

不行！绝对不行！下个月就要分班考了，这时候休学，他这辈子就毁了！

”“他现在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还在乎什么分班考！”“徐甄你是不是疯了！

”程立把烟头狠狠摁进烟灰缸，“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才把他培养成今天这样！

你一句话就想让他休学，你想过后果吗？他以后怎么办？他的人生怎么办？”“他的人生，不是为了让你在外面有面子！”“不可理喻！”程立摔门进了书房。那一夜，我坐在黑暗里，想了很多。我想起嘉言刚出生时，软软的一小团，冲着我笑。我想起他第一次叫妈妈，第一次走路。我想起他小时候，最喜欢趴在草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一个下午。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笑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跟我说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是我。

是我用一本本习题册，一场场考试，堵住了他所有看蚂蚁搬家的路。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走进嘉言的房间。他没睡，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边，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嘉言，”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不读书了。

我们离开这里，换个地方生活，好不好？”他的眼睛，像一潭死水，终于有了一丝微弱的波澜。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就这一下，比他过去拿的所有奖状加起来，都让我觉得珍贵。第二天一早，我给班主任打电话，告诉她嘉言要休学，办手续。班主任在电话那头都惊呆了，劝了我半天，说嘉言是棵好苗子，千万不能放弃。我没跟她废话，直接挂了。然后，我点开手机里那上百个微信群。

数金牌1班XX英语演讲冲刺群XX编程火箭班……我曾经在这些群里如鱼得水，每天分享经验，接受吹捧。这里是我虚荣心的名利场。现在，我看着这些名字，只觉得恶心。

我一个个点进去，右上角，删除并退出。退一个，心里就松快一分。当我退完最后一个群，我的手机，瞬间安静了下来。再也没有99+的红点，再也没有@全体成员的通知，再也没有深夜还在讨论教育内卷的焦虑。我的手机，安静得像一块板砖。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世界清净了。程立知道我要带嘉言走的时候，跟我大吵一架。

他骂我疯了，骂我要毁了孩子。我没跟他吵。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程立，我以前觉得，我是在为嘉言好。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杀他。如果你还认他这个儿子，就让我们走。

如果你觉得你的面子比他的命重要，那我们就离婚。”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震惊。

他大概从来没想过，一向温顺的我，会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他最终没再拦我。

他甩给我一张卡，说：“里面有五十万，密码是你生日。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我收下了卡。这是他作为父亲，该出的抚养费。

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嘉言的东西，我只带了换洗的衣服。

那些奖杯、奖状、堆成山的习题册，我一样都没碰。临走前，我给嘉言办了休学手续。

班主任看着我，痛心疾首：“徐甄，你这是拿孩子的未来开玩笑！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我笑了笑，说：“没关系，只要他能活下去。”我要去的地方，是我外婆的老家。

一个在地图上都快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子，叫“瓦窑村”。我小时候暑假去过几次，记忆里就是连绵的山，绿色的田，还有永远也抓不完的蜻蜓和蝴蝶。外婆去世后，那座带院子的老泥瓦房就一直空着。我打电话给我妈，说要带嘉言去乡下住一阵子。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想清楚了就行。

房子我托村里的远房表叔看着呢，钥匙在他那儿。”我知道，她什么都明白了。

程立把我送到高铁站。一路无话。下车前，他还是没忍住，说：“在那边待几天，气消了就回来。别拿孩子的前途赌气。”我没理他，拉着嘉言，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候车大厅。

从城市到瓦窑村，要坐四个小时的高铁，再转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最后还要搭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车的城乡小巴。一路上，嘉言都很安静。他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物飞速倒退。城市的摩天大楼，变成了郊区的工厂，然后是成片的农田，最后，是连绵不绝的绿色山峦。他的眼神，似乎有了一点点松动。城乡小巴是那种很旧的款式，车窗都摇不下来，车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一股家禽的味道。

车上大多是挑着担子、背着背篓的乡民，他们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大声交谈着。

嘉言坐在我身边，身体绷得很紧。我知道，他很不适应。他在城市里长大，坐的是干净的私家车，去的是恒温的商场，他从没见过这种粗粝的、充满生命力的混乱。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挂着“瓦窑村”木牌的路口停下。

司机师傅冲我们喊：“瓦窑村的，到了！”我们下了车。

一股混着泥土和草木清香的空气涌进肺里，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乡下。

没有汽车尾气，没有消毒水味。只有风声，鸟叫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狗吠。

我那个远房表叔，李建国，已经在路口等着了。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笑起来很憨厚。“是小甄吧？哎哟，都长这么大了。

”他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这孩子就是嘉言吧？长得真俊。”嘉言往我身后缩了缩。

李表叔也不在意，领着我们往村里走。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散落在山坳里。泥巴路，路边是菜地和水田，几只土鸡在悠闲地刨食。外婆的老房子在村子最里面，靠着山脚。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看到院子里的情景时，我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院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破败。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几乎淹没了通往屋子的小路。

墙角堆着些烂木头和破瓦罐，上面爬满了青苔。正屋是三间泥瓦房，瓦片上都长了草，木头窗框也有些腐朽了。“呃……好久没人住了，是有点乱。”李表叔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一会儿叫我婆娘过来帮你们收拾收拾。”“不用了表叔，我们自己来就行。”我笑着说。这地方，跟我记忆里那个种满了向日葵和葫芦的温馨小院，差得太远了。但我心里，却奇怪地，松了一口气。够破，够烂，够远。这里，离那个金碧辉煌、也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城市，足够远了。李表叔把钥匙交给我，又嘱咐了几句，就先回去了。我拉着嘉言走进院子。“嘉言，以后我们就住这儿了。”我说。

他看着眼前的荒草丛生，没说话。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冲击太大了。

他住惯了有中央空调和智能家居的房子，眼前的景象，可能比他在电视里看的贫困山区纪录片还要“原始”。我没催他，自己放下行李，开始干活。

我从屋里找出一把生了锈的镰刀，开始割院子里的草。草很密，很韧，我没割几下就气喘吁吁，手心也被磨得发烫。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蜇得眼睛疼。但我没停。

我需要干点什么。我需要用这种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把心里那些恐慌、愧疚、迷茫，全都发泄出去。我割了一个下午，才清理出一条从门口到屋门口的小路。天快黑的时候，李表叔的婆娘，王婶，提着一个篮子过来了。篮子里是热腾腾的饭菜。一碗腊肉炒笋，一盘青菜，还有一大碗白米饭。“快别弄了，先吃饭。”王婶心疼地看着我，“这活儿哪是一天干得完的。慢慢来。”她把饭菜摆在堂屋的旧八仙桌上。屋里没电，王婶给我点了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

我喊嘉言吃饭。他走进来，看着桌上的饭菜，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眉头紧紧皱着。

“没有消毒碗柜吗？”他问。这是他今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愣住了。是啊，这里没有消毒碗柜，没有空气净化器，没有过滤了七层的纯净水。

这里甚至连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只有一个在院子角落的旱厕。我拉他坐下，把筷子塞到他手里。“嘉言，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着过没有那些东西的日子。

”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这里不干净，不方便，不高级。但是，这里能让你喘口气。

”他没再说什么，拿起筷子，默默地开始吃饭。晚上，我烧了热水，我们俩简单地擦了擦身子。床是老式的木板床，被子是王婶送来的，带着一股阳光和皂角的味道。我跟嘉言睡在一间屋。躺在床上，能听到窗外各种虫子的叫声，还有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这些声音，在城市里是绝对听不到的。我睡不着。

我想起程立甩给我的那张银行卡。五十万。在那个城市里，不够买一个厕所，不够嘉言一年的补习班费用。我想起我那些曾经的朋友，她们此刻，大概正在朋友圈里晒着新买的包，或者又在哪个高级餐厅打卡。

我放弃了那种“体面”的生活，带着儿子，躲到这个破院子里。我后悔吗？黑暗中，我感觉到身边的嘉言翻了个身。我轻声问：“睡不着吗？”过了很久，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却听到他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妈，我听到蛐蛐叫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不后悔。用那张银行卡，用那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房子，换我儿子一句“我听到蛐蛐叫了”。值了。在瓦窑村的生活，是从一场人狗大战开始的。

村口有条大黄狗，是村头王大爷家的。据说很凶，是看家护院的好手。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看我不顺眼。每天早上，我扛着锄头出门，准备去院子后面那块荒地里开垦一下，种点菜。只要我一走到村口，那条大黄狗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从院子里冲出来，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篱笆，对着我疯狂地叫。“汪！汪汪！汪汪汪！”那架势，好像我不是去种地，而是去偷它家骨头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怕。后来次数多了，我也火了。

“叫什么叫！”我把锄头往地上一顿，冲它吼，“再叫我把你炖了！”它叫得更凶了。

嘉言就跟在我身后，远远地站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跟一条狗对骂。

这成了我们每天的固定节目。我在乡下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以为种地很简单，把种子撒土里，浇点水就行了。结果李表叔告诉我，地要先翻，再起垄，还要施肥。

他看我用锄头的笨拙样子，摇着头，叹着气，最后还是卷起袖子帮我一起干。

我以为乡下空气好，结果风一吹，邻居家鸡圈的味儿就飘过来了，那酸爽，提神醒脑。

我以为乡下物价便宜，结果村里唯一的小卖部，一包盐比城里超市贵五毛钱，老板说这叫“运输成本”。最难的，是孤独。嘉言还是不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都待在院子里，或者坐在屋檐下发呆。我跟他说话，他会应，但不会主动开口。

我不敢逼他。医生说了，要给他时间和空间。于是，我们俩的生活，就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吭哧吭哧地开垦那片小小的菜地。

他就像我的一个影子，我走到哪儿，他就默默地跟到哪儿。我们俩，一个像在劳动改造，一个像在灵魂出窍。村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怪怪的。他们大概想不通，我一个城里来的女人，穿得干干净净，为什么会带着个漂亮的儿子，跑到这山沟沟里来吃苦。

王婶倒是经常来串门，给我送点自己家种的菜，或者几个土鸡蛋。她是个热心肠的，但话里话外，总想打听点什么。“小甄啊，你跟程立，是不是吵架了？

”她一边帮我择菜一边问。“没。”“那怎么好好的城里不住，跑这儿来？你看嘉言这孩子，瘦得跟豆芽菜似的，也不说话，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也不是。”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没法跟她说，我那个在别人眼里前途无量的儿子，心里生了一场重病。在他们的认知里，小孩子哪有什么烦恼，不愁吃不穿的，就是“作”。我只能埋头干活。地翻好了，垄也起好了。我从镇上买来菜籽，小心翼翼地撒下去，盖上土，浇上水。我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去看我的菜地。看看有没有小芽冒出来。嘉言也会跟着我。他就蹲在田埂上，看着我一个人在地理忙活。有一天，我正拔草呢，突然听到他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妈，那是什么？”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一只蜗牛，正慢吞吞地从一片菜叶上爬过。

我心里一动，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这是他来乡下之后，第一次主动问我问题。

“那是蜗牛。”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他“哦”了一声，就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蜗牛。看了很久很久。从那天起，他好像有了一点点变化。

他还是不爱说话，但他开始观察。他会蹲在墙角看蚂蚁排队，会站在池塘边看小鱼游来游去，会抬头看天上的云变幻形状。这些东西，在城里，他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世界里，只有书本，屏幕，和各种培训班的白色墙壁。一天下午，下起了大雨。我们俩坐在屋檐下，看雨水顺着瓦片流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妈，”他又开口了。“嗯？

”“雨滴下来，为什么是圆的？”我愣住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这个大学毕业生，满脑子都是怎么赚钱，怎么给孩子规划未来，早就把这些最朴素的知识还给老师了。“我……我查查手机。”我有点窘迫地掏出手机。

乡下信号不好，转了半天圈圈，才搜到答案。“因为……因为水的表面张力。

”我照着百科念给他听。他听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又继续看雨。我看着他的侧脸，突然觉得很惭愧。我一直以为我给了他最好的教育。我给他报最贵的班，请最好的老师，让他学一切我认为“有用”的知识。但我却从来没有，陪他看过一场雨，没有回答过他，雨滴为什么是圆的。我这个当妈的，当得有多失败。雨停了，空气里都是清新的泥土味。

我站起来，说：“走，我们出去走走。”他破天荒地没有拒绝。我们俩穿着雨鞋，踩在湿漉漉的田埂上。路边的草叶上挂着水珠，晶莹剔剔。田里，几只青蛙在“呱呱”地叫。

走到村口，那条大黄狗又看见我了。它大概是刚睡醒，愣了一下，然后又扯开嗓子准备开工。

“汪……”它刚叫了一声，嘉言突然往前走了一步，挡在我面前。他学着我平时的样子，把手里的树枝往地上一戳，冲着大黄狗，很小声、但很努力地喊了一声：“不许叫！

”大黄狗好像也懵了。它大概从没见过这个阵仗，一个一直沉默的小孩，突然对它发号施令。

它歪着脑袋看了看嘉言，又看了看我，最后夹着尾巴，呜咽了两声，溜回院子里去了。世界，又一次清净了。我站在嘉言身后，看着他小小的、但努力挺直的背影，眼眶又热了。

来瓦窑村快一个月了。我儿子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今天，他为了保护我，跟一条狗吵了一架。

我的菜，终于发芽了。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嫩芽，两片叶子，从深褐色的泥土里钻出来，绿得让人心头发颤。我蹲在地里，看了半天，高兴得像个傻子。我拿手机拍了照，想发个朋友圈，编辑了半天，又删了。没人会懂我的快乐。在他们眼里，这几根弱不禁风的菜芽，哪有奥数竞赛的奖杯金贵。嘉言也蹲在我旁边。他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其中一片嫩叶，然后又飞快地缩回来，好像怕把它碰坏了。“它活了。

”他说。“是啊，它活了。”我笑着说，“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青菜了。

”他没再说话，但眼神里，有光。从那天起，给菜地浇水，成了我们俩每天最重要的事。

我提着桶去池塘打水，他跟在后面，帮我拿着一个小水瓢。我浇大颗的，他浇小颗的。

我们俩配合默契，像是在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有一天浇完水，我在地里翻土，想让土松快一点。一锄头下去，带出来一条粉红色的、正在蠕动的蚯蚓。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嘉言却不怕。他蹲下去，好奇地看着那条蚯蚓。蚯蚓在土里钻来钻去，很快就不见了。“妈，”嘉言抬起头看我，“蚯蚓吃什么？”又是这种我答不出来的问题。

我认命地掏出手机，开始搜索。“它吃……腐烂的树叶，还有泥土里的微生物。

”我一边看一边念。“哦。”他点点头，好像在思考什么。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结果第二天，我发现他不见了。我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没看到他。我吓坏了，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正准备冲出去找，就看见他从院子后面的小树林里钻了出来。

他手里捧着一大把枯黄的落叶，献宝似的递到我面前。“给蚯蚓吃。”他言简意赅。

我看着他脏兮兮的小脸和手，还有他眼睛里那种认真的、闪亮的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