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推荐小说《她是他心口落不下的雪》,主角陆沉舟阿芦情绪饱满,该小说精彩片段非常火爆，一起看看这本小说吧：河水向东流------------------------------------------ 河水向东流，是河。，弯弯曲曲地绕过半个村子，夏天涨水的时候浑黄一片，冬天枯水的时候露出底下青黑的石头。她爹就是被这条河吞掉的。，或者六岁，她记不太清了。总之是春天，河水还凉得很，桃花刚谢，岸边落了粉红的一层。她娘让她在河边等，她去菜地割一把韭菜，回来下面条。阿芦就蹲在石头上数蚂蚁，数到一百二十七的时候，...

第4章

远行------------------------------------------，舅妈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阿芦，你也十九了，该说亲了。”，没抬头，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又接着说了下去：“隔壁村王家的老三，你还记得不？就是那个在镇上开拖拉机那个，人家托人来问了，说见过你，觉得你勤快。家里三间新瓦房，爹妈年纪还不大，能帮衬。你要是愿意，过两天让人来相看一下。”，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舅妈，我不想嫁。”，脸色沉了下来：“不想嫁？你一个姑娘家，不嫁人你想干什么？一辈子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还是想赖在我们家一辈子？不是这个意思——”阿芦的声音很轻。“那你什么意思？”舅**嗓门大了起来，“我跟你说，阿芦，我不是要赶你走。你在这个家十几年了，我养你这么大，没亏待你吧？但你总不能一辈子在我们家吧，你又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不是我们陆家的人”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指微微蜷了一下。舅妈说的是事实，她姓沈，不姓陆。她只是寄居在这里的一根芦苇，风一吹就弯，风过了再直起来，但根不在这个院子里。“我出去打工。”阿芦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去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广州。我挣钱，每个月寄回来。”，看了她一会儿，语气软了一些：“你一个人出去，能行吗？能行。”阿芦说。，也不是逃避。她是真的想走了。这个村子太小，小到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村口的老槐树下他打过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他看过书，灶房的门框上他靠着说过话。她走在这条土路上，每一步都踩在他走过的脚印里。她受不了了。，这会儿把烟锅子磕了磕，开口了：“出去看看也好。”，但没再说什么。
阿芦知道，舅妈其实松了一口气。她在这个家，终究是多余的。不是舅妈心狠，是这个家已经养了她太久了，久到那份恩情成了一种债务，压在她身上，也压在舅妈心里。她走了，大家都轻松。
只有一个人，她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
她给陆沉舟写了一封信，很短，比以往任何一封都短。
“表哥，我要去**打工了。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不用担心，舅妈身体好着呢。你跟舒晚好好的。阿芦。”
她把信寄出去的时候，站在邮局门口想了很久。她想，他收到这封信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担心？会不会给她回信说“别去”？会不会……哪怕有一点点的舍不得？
她苦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他不会有时间舍不得的。他有舒晚了。
出发那天是个晴天，十一月的南方还不算冷，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
阿芦只带了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本翻烂了的高中课本，和枕头底下那些攒了十几年的小东西。她把那些东西用油纸一层一层地包好，塞在课本中间，压在蛇皮袋的最底下。这些东西太重了，不是重量重，是意义重。她本可以不带的，但做不到。就像她本可以不喜欢他的，但做不到。
她站在村口等大巴。舅妈来了，塞给她两百块钱和一包干粮，嘴里念叨着“外面坏人可多了，别跟陌生人说话钱藏好了，别露富到了给人打个电话，村口小卖部的号码你知道”。阿芦听着，鼻子酸了一下。舅妈这个人，嘴上刻薄，但心不是铁打的。她养了阿芦十几年，再怎么说也是养恩。
“舅妈，”阿芦叫了一声，声音有点涩，“我会寄钱回来的。”
舅妈别过脸，不看她，嘟囔了一句：“谁要你的钱，自己留着。”
大巴来了，突突地冒着黑烟，停在村口。阿芦拎起蛇皮袋，上了车。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蛇皮袋放在脚边，然后转头看向窗外。
舅妈站在路边，风吹着她的花白头发，她眯着眼睛看着大巴，嘴唇动了动，好像说了什么，但隔着车窗听不见。
阿芦朝她挥了挥手。
舅妈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走了。
大巴开动了。阿芦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后退——村口的老槐树，河边的青石板，镇上那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供销社掉了漆的招牌。它们都往后退，退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最后变成模糊的一片，像她这十九年的人生，正在被她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她靠在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哭。
她不想再哭了。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哭完了，该苦还是苦，该穷还是穷，该不喜欢她的人还是不会喜欢她。所以她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咽回去了，咽进肚子里，让它们在胃里发酵，变成酸水，烧灼着她的五脏六腑。
大巴开了六个小时，到了省城。
阿芦从没来过省城。她透过车窗看见那些高楼大厦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她见过的最高的楼是县城的四层百货大楼，而这里到处都是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扔进大海的蚂蚁，渺小得随时会被淹没。
她要在省城转火车去**。火车是晚上的，她有大半天的时间。
她背着蛇皮袋，走在省城的街道上，像一个闯入者。她的衣服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她的蛇皮袋和周围人的行李箱不一样，她的眼神和周围人的眼神不一样。别人是笃定的、熟悉的、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她是慌张的、茫然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
但她心里有一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那里，让她不至于迷失。
省城大学。他读书的地方。
她不知道具体在哪，但她可以问。她问了三个路人，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站在了省城大学的正门前。
和她明信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气派的石柱，宽阔的广场，金灿灿的银杏树——银杏叶正黄，落了满地，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三三两两的学生从校门口进出，背着书包，拿着书本，有说有笑。他们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脸上带着一种阿芦从来没有过的东西——从容。是从小到大没有被生活欺负过的那种从容。
阿芦站在校门外，看着里面的一切，忽然觉得自己和这个地方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那道墙不是铁栅栏，不是门卫，是她的整个人生。
她没有进去。
她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站在那排银杏树下，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学生。她想，他也曾经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背着书包，穿着干净的衬衫，从这里走到教学楼，走到图书馆，走到食堂。也许就在这条路上，他遇见了舒晚。舒晚一定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漂亮、从容、优秀，和他站在一起，像一幅画。
阿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布鞋。鞋面上全是灰，鞋底磨薄了，左脚的那只还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的脚趾。她往后退了一步，退到了银杏树的阴影里，好像只要不被那些学生看见，她的窘迫就不存在似的。
她在校门口站了不到十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她来，不是为了见他。她只是想看看他待过的地方，想把自己放进去想象一下——如果她也是这里的学生，如果她也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走在这条路上，如果她也能和他擦肩而过，叫一声“表哥”——那该多好。
但这辈子没有如果了。
她去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硬座，三十六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酸臭味。阿芦的座位靠窗，她把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缩在座位上，抱着胳膊，看着窗外渐渐后退的风景。
天黑了，车厢里的灯亮了。对面坐着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短头发，圆脸，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衣，正趴在桌上睡觉。旁边是一个中年男人，光着脚搭在对面的座位上，呼噜打得震天响。
阿芦没有睡。她靠着车窗，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车窗外面是无边的黑暗，偶尔有一盏灯闪过，像一个孤独的眼睛。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明信片——省城大学的正门，银杏树，那行字：“好好考。等你来。”
她没有去省城大学，她去了**。她来不了他等她来的地方了。
她把明信片攥在手心里，攥到手心出汗。
火车轰隆隆地响着，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巨兽，载着她往南，往南，往越来越远的地方。
**，宝安区，一家电子厂。
阿芦被一个老乡带进去的。老乡**草，也是她们县的人，在电子厂干了三年了，混成了一个拉长。春草带她见了车间主任，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男人，看了她一眼，问了句“多大干过没有”，然后说了一句“明天上班，试用期一个月，管吃住，一个月六百”。
阿芦点了点头。
宿舍是八人间，上下铺，比服装厂的还挤。阿芦分到了一个上铺，床板硬得像铁，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棕垫，棕垫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污渍。她把从家里带来的床单铺上，把蛇皮袋里的东西拿出来——两套衣服，一双鞋，一本课本，一包油纸包着的东西。她把那包东西塞进枕头里，拍了拍，躺了下来。
宿舍里其他女孩都是外地来的，四川的、湖南的、贵州的，说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她们晚上躺下来会聊天，聊家乡，聊男人，聊工资，聊以后要干什么。有一个叫小云的女孩，湖南人，十八岁，长得漂亮，嘴也甜，说最大的愿望是嫁一个**本地人，有房有车的那种。
“阿芦你呢？”小云问她，“你想找什么样的？”
阿芦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找。”
“不找？你都多大了？”小云咯咯笑，“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阿芦没回答，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小云又说了几句，见她不接话，就转向别人了。
阿芦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着墙上的裂缝。那裂缝很长，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她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想。不是不想想，是不敢想。一想就疼，疼得受不了。
工作很简单，也很枯燥。她在流水线上插件，把电子元件**电路板上，一个一个地插，一天插几千个。她的手很快，眼睛很准，第一天就赶上了老工人的速度。春草夸她“灵泛”，说她是她带过上手最快的新人。
但很快，春草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阿芦不说话。
不是不会说，是不说。她跟谁也不聊天，不拉家常，不聊八卦，不抱怨，不诉苦。上班的时候低着头干活，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回宿舍，趴在床上看书。看的是那本翻烂了的高中课本，翻来覆去地看，看到书页都卷了边，字迹都模糊了。
春草有一次忍不住问了她：“阿芦，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阿芦摇了摇头。
“你要是有什么事，跟姐说，姐帮你。”
阿芦笑了一下，很淡：“没事，姐，我就是不爱说话。”
春草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了。但她总觉得这个姑娘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一潭很深很静的水，水面一点波澜都没有，但你总觉得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六百块。
阿芦留了一百块生活费，剩下的五百块全部寄回了家。汇款单上填的是舅**名字，附言栏里她写了四个字：“一切安好。”
她不知道舅妈收到钱会是什么表情，也不知道陆沉舟知不知道她寄钱回去了。她不想知道。她只想做一件事——还债。还这个家养了她十几年的债。还完了，她就不欠任何人的了。
可她知道，有些债是还不完的。比如他给她的那颗糖，比如他说过的那些话，比如他握过她手腕的那个温度。这些债没有数字，没有期限，还到死都还不完。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流水线上的日子是没有颜色的。每天七点起床，七点半上工，十二点吃饭，一点再上工，六点吃晚饭，六点半加班到十点。十点之后回到宿舍，洗衣服，洗澡，睡觉。第二天重复，第三天重复，第一百天也重复。
在这重复到近乎麻木的日子里，阿芦把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封了起来。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压在最底下，用一层一层的麻木盖住，压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她以为只要压得够紧，那些东西就会慢慢死掉，像没有氧气的火，总有一天会灭的。
但每个月的那个夜晚，当她一个人躺在宿舍上铺，听着其他女孩的鼾声，她会从枕头里把那包油纸拿出来，在黑暗中摸索着那些东西的形状——糖纸的脆，橡胶塞的硬，纽扣的光滑，信纸的柔软。她一件一件地摸过去，像盲人读盲文一样，读着那些只有她才看得懂的字。
那些东西还活着。被她压在心底的那些东西，还活着。
它们不仅活着，还在每一个这样的夜晚疯狂地生长，长成密密麻麻的藤蔓，缠住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
她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偶尔想起她？在他画图的时候，在他和舒晚吃饭的时候，在他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脑子里会不会闪过一个画面——一个瘦小的、不爱说话的女孩，蹲在灶台后面，借着灶膛的火光看书？
不会的。她对自己说。他不会的。
她把自己骗得越来越好了。
腊月二十八，阿芦没有回家。
她给舅妈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小卖部的电话，舅妈要走了五分钟才来接。电话那头舅**声音很大，说“你过年也不回来啊”，说“你寄的钱收到了”，说“你舅舅腰不好，最近在贴膏药”，说“沉舟和舒晚今年过年回来了，住了三天就走了”。
阿芦听到“舒晚”两个字的时候，手指把电话线缠了一圈，又松开。
“挺好的。”她说。
“什么挺好的？”舅妈没听清。
“没什么。舅妈，我挂了，长途贵。”
她挂了电话，站在电话亭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进冬天的**。
**的冬天不冷，十几度，穿一件薄外套就够了。但这不冷的天让阿芦更加想家——不是想舅妈，不是想舅舅，不是想那个院子，而是想那种冷的、刺骨的、让她有理由蜷缩成一团的冬天。那种冬天里，她会缩在灶台后面，他会从她身边经过，带起一阵肥皂味的风。那种冬天里，她的手是红的，鼻尖是红的，眼眶也是红的，但心是热的。
现在她的心是凉的，身上的温度却刚好。
不冷不热，不上不下，不死不活。
春节放假七天，工友们都出去玩了。有的去了世界之窗，有的去了东门逛街，有的去了大梅沙看海。小云拉着阿芦一起去，阿芦拒绝了。她没有去任何地方，她一个人在宿舍里，把那本高中课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把陆沉舟留给她的笔记拿出来，翻了又翻。
笔记的最后几页，是他手抄的一首诗。阿芦不认识那首诗，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那些字她看得懂。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最后一句，愣住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她不知道这句诗是什么意思，但她觉得胸口那个地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的，不疼，但酸。她把那页纸看了很多遍，把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
春节过后，阿芦被调到了质检岗位。
她来厂里三个月，干活仔细，从不返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车间主任注意到了她，把她从流水线上调出来，专门负责检查产品质量。工资涨了两百块，工作轻松了一些，但她反而更累了——因为质检要一直站着，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腿肿得像灌了铅。
她的脚从去年冬天开始长冻疮，到了**，天气暖和，冻疮慢慢好了，但脚踝一直肿着。她以为是站太久了，没在意。后来肿得越来越厉害，连鞋都穿不进去了，她才去厂门口的诊所看了一下。
诊所的大夫是个退休的老头，给她量了血压，听了心肺，又看了看她的腿，皱着眉头说：“小姑娘，你这肾脏可能有问题，得去大医院查查。”
阿芦问他去大医院要多少钱，老头说至少几百块。阿芦笑了笑，没再问，拿了点消肿的药，回了厂里。
几百块。她舍不得。她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块，寄回家五百，剩三百要吃饭、买日用品、交电话费，每个月都紧巴巴的。几百块的检查费，她要攒好几个月。
她把药吃了，腿消肿了一些，但没全好。她没再管，继续站着上班。
春天来了，**的春天来得早，二月底就暖了。路边的花开了，紫荆花、三角梅，红红紫紫的一**，热闹得像在赶集。阿芦上下班的路上会经过一棵很大的紫荆树，花开了满树，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像下了一场紫色的雪。
她每次经过那棵树都会放慢脚步，抬头看一眼。
她的名字里有“芦”，是芦苇的芦，不是花。芦苇不开花，或者开了花也没人看见，灰扑扑的一穗，风一吹就散了。不像这些花，好看，有颜色，有人会停下来看。
她有时候会想，舒晚大概也是这样的花。好看，有颜色，让人忍不住停下来看。而她只是芦苇，长在河滩边，用来编席子、扎扫帚、盖屋顶，有用，但不会有人觉得美。
她把那棵紫荆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着等哪天有钱了买一个相机，拍下来寄给——寄给谁呢？她没有可以寄照片的人。她笑了一下，走过那棵树，没有回头。
四月份，阿芦收到了陆沉舟的一封信。
信很短，写在印着建筑设计院抬头的信纸上。他说他已经毕业了，进了一家设计院工作，每天画图画到很晚。他说舒晚也毕业了，在做一个景观设计项目，两个人都很忙。最后他问了一句：“你在**还好吗？过年怎么没回来？”
阿芦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她想回信，提起笔又放下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自己的日子——说她每天站十几个小时腿肿得跟馒头似的，说她住在八人间的宿舍里连个放东西的柜子都没有，说她每个月的工资寄回家五百剩下三百过得紧巴巴的。她不能说，说了就是给他添麻烦，她不能给他添麻烦。
她铺开信纸，写了几行字。
“表哥，我很好。工作不累，吃得饱睡得着。过年没回来是因为加班，三倍工资呢。你跟舒晚好好的，别担心我。”
写完之后她看了看，觉得字写得太大了，歪歪扭扭的，不像一个自学完高中课程的人写的。但她不想重写了，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第二天寄了出去。
寄完信，她站在邮局门口，阳光很好，落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她伸出手，看着自己的手掌——粗糙，布满老茧，指节因为长年冻疮而有些变形。这双手，她藏了很多年。在服装厂的时候藏，在电子厂的时候藏，在他面前的时候更是藏得严严实实。她不想让他看见这双手，不想让他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可她忘了，他早就看见过了。那个春节他回来的时候，舒晚和她握手的那一次，他皱了一下眉。他看见了。他什么都没说，但他看见了。
她把手缩回袖子里，转身往回走。
她不知道的是，陆沉舟收到她那封信的时候，正坐在设计院的办公室里，窗外是省城灰蒙蒙的天。他把那短短几行字读了三遍，然后把信纸翻过来，看有没有别的字。
没有。就这几行。
他把信放进抽屉里，坐了很久。旁边的同事叫他去吃饭，他说不饿，没去。
没有人知道他坐在那里想什么。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七月份，**热得像蒸笼。
电子厂车间里有空调，但宿舍没有。晚上热得睡不着，女孩们把凉席铺到天台上睡觉。阿芦也上去过几次，躺在凉席上，看着头顶密密麻麻的星星。**的星星不如村里多，光污染太严重了，只剩下几颗最亮的，孤零零地挂在天上。
村里的星星是一片一片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她小时候最爱躺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看星星，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身上全是露水。那时候陆沉舟有时候会路过，看她睡着了，会把自己的衣服搭在她身上。她醒来的时候衣服已经不见了，但那件衣服上的肥皂味还在她身上，一整天都散不掉。
她把那些回忆从脑子里赶走，翻了个身，面朝另一边。
旁边的小云忽然开口了：“阿芦，你是不是失恋过？”
阿芦愣了一下：“没有。”
“骗人，”小云翻过来，趴在凉席上，两只眼睛在黑暗中亮晶晶的，“你这样子，一看就是心里有人。而且是那种不能跟别人说的人，对不对？”
阿芦沉默了。
“我跟你说，”小云压低了声音，“我喜欢过一个男的，我**的表弟，我们在一起过，后来分了。我难过了好久，但现在好了。时间能冲淡一切的，你信我。”
阿芦没有说话。
她想说，如果时间真的能冲淡一切，为什么过了十年了，她还记得他第一次跟她说话时的每一个字？为什么那些东西不但没有淡，反而越来越深，像刀刻在石头上一样，风吹日晒都磨不掉？
但她只是说了一句：“嗯，我信。”
小云又说了些什么，她没听进去。她闭上了眼睛，假装睡着了。
九月份，阿芦的腿肿得越来越厉害。
她咬着牙没有去医院。不是不怕，是怕花钱，更怕查出什么大病来。她不能生病，她没有资格生病。她还要挣钱，还要寄钱回家，还要还债。她的命不是她一个人的，是舅舅家的，是舅**，是……她不敢再想了。
秀兰从服装厂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说厂里接了个大订单，忙得脚打后脑勺。秀兰问她什么时候回去，说大家都想她。阿芦说再看吧，挂了电话。
她没有再回去的打算。**挺好的，远，远到可以假装那些事情没有发生过。远到不用再看见他的脸，不用再听见他的声音，不用再闻到他身上的肥皂味。远到她终于可以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心里没有藏着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但她很快就发现，距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她还是会梦见他。梦里他永远是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阳光落在他肩膀上。她朝他走过去，想叫一声“表哥”，但怎么也张不开嘴。他看着她，眼睛里有她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他转身走了，越走越远，她追不上。
每次做这个梦，她都会在天亮之前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时间长了，她学会了在梦醒之后不哭，只是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然后起床，刷牙，吃饭，上班。
像一个正常人。
年底的时候，阿芦算了一下这一年的账。
她寄回家六千块，自己花了不到三千，存了两千多块。她把那两千多块存在一张邮政储蓄的存折上，折子藏在枕头里，和那些小东西放在一起。她不知道存这些钱要干什么，但总觉得有一天会用得上。
腊月二十，她给舅妈打电话，说今年也不回去了。舅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说了一句：“你表哥过年回来，你不回来见见？”
阿芦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
“不回了，”她说，“厂里忙。”
挂了电话，她在电话亭里站了一会儿。电话亭的玻璃上蒙了一层灰，外面是**灰蒙蒙的冬天。她哈了一口气，在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里面写了一个字。
沈。
她姓沈，不是陆。她不是陆家的人。她早该记住这一点。
回到宿舍，她把枕头里那包东西拿出来，在灯下一件一件地看。糖纸彻底碎了，一碰就碎成好几片，她用一张白纸把它们包起来，折好，放回去。热水瓶的橡胶塞已经完全硬化了，一捏就掉渣，她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纽扣还在，塑料的，褪成了几乎透明的白色。
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像她的青春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间里。
她把它们重新包好，放回枕头里，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这一年，她二十岁。
她觉得自己已经活了一辈子。
（**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