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商界锋芒，星途予你》一经上线便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是“困困的蛋黄酥h”大大的倾心之作，小说以主人公阮沐青江逾白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精选内容：栖霞路的雨夜------------------------------------------，到了夜里也没有要停的意思。，腕上的表指向十点四十三分。司机老张把车开得极稳，车载广播里正播着一档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声音温柔，念着听众来信，像在念别人的故事。“……他说，等这部戏拍完就娶我。可我已经三个月没见到他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经纪人说他很忙。他不是忙，他只是不想再记得我了吧——关了吧。”阮沐...

第4章

种子------------------------------------------，像被人按下了慢放键。，没有任何消息。**天，他给赵哥发了一条消息，问试镜结果出来了没有。赵哥回了一个字：等。第五天，他又问了一次，赵哥没回。第六天，他在储物间里叠宣**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赵哥的声音从听筒里炸出来，带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兴奋：“江逾白！***给我走**运了！方砚秋钦定你演男主角！男主角！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头想要这个角色？！你——”。，是因为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他坐在储物间的地上，后背靠着堆满纸箱的墙角，手里还捏着一张没叠完的宣**，盯着天花板上那根坏掉的日光灯管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坐在地胶上把一张不存在的录取通知书折好塞进床底下的样子，想起方砚秋问他的那个问题——你刚才演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谁？。。妈妈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过去的人影，知道她在那里，但看不清她的表情。他小时候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后来长大了，懂了一些事情，开始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再后来，他发现很多事情不是用“好”和“不好”就能说清楚的。，但也想到了别的。，那把伞，那双蹲下来跟他平视的眼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终于有人看到我了”的感觉。不是看到他的脸、他的身高、他长得好不好看，而是看到他跪在雨里，看到他的膝盖受了伤，看到他站起来的时候腿在发抖。，然后走过来。
这种感觉太陌生了，陌生到他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心里的哪个位置。他试着把它放在“感激”那一格，太大了，塞不进去；放在“温暖”那一格，又太小了，放不下。最后他发现，它不属于任何一格，它是一颗新的种子，需要一个新的格子来装。
而他想不出来那个格子叫什么。
手机又震了。赵哥发来第二条语音，语气比刚才冷静了一些：“晚上来公司一趟，签合同。片酬虽然不高，但这是方砚秋的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别迟到。”
江逾白把最后一张宣**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那一摞上面，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出了储物间。
走廊里有几个同公司的艺人迎面走来，看见他，目光微妙地变了。以前他们看他的眼神是透明的——看得见他，但视线会直接穿过去，落在他身后的某样东西上。今天不一样了，他们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了，有人冲他点了点头，有人笑了笑，有人甚至叫了一声“小江”。
江逾白礼貌地一一回应，心里却在想一件事：这些人，和三天前有什么不同？
什么都没变。变的是他口袋里的那个消息。方砚秋男主角这六个字像一件隐身衣被掀掉了，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不是因为他是江逾白，而是因为他身上多了一个标签。
他在公司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想起阮沐青说过的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任何一个机会，值得你跪着去拿。
可他想，如果没有那个雨夜，没有那把伞，没有她，他现在还跪在某个餐厅的门口，膝盖上还带着淤青，手里还端着一杯不知道要喝给谁看的酒。
机会来了，但来之前，他跪过了。
签合同的地方不在公司，在一栋写字楼的会议室里。赵哥带着他到的，千澜文娱那边来了三个人，法务、制片、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女人。方砚秋没来，周总也没来。
合同很厚，密密麻麻的条款，江逾白看不太懂。赵哥在边上替他看，一边看一边跟千澜的法务讨价还价。赵哥平时对他刻薄，但在谈合同的时候意外地专业，每一条都掰开来问，片酬、分成、宣传期、肖像使用权，问得千澜的法务都有点不耐烦了。
江逾白坐在旁边，安静地听着。他注意到合同里有一页被单独折了一个角，赵哥翻到那一页的时候顿了一下，看了他一眼，然后把那一页跳过去了。
他没有问为什么。
签完字，赵哥去上洗手间，会议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翻开合同找到那一页，看到上面写着一条补充协议：在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将向乙方提供专业表演培训，培训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原经纪合约的违约金，将由甲方在乙方签署本合同的三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原经纪公司指定账户。
江逾白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
违约金。
甲方支付。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困惑。千澜文娱为什么要替他付违约金？他在原公司的合约还有三年，违约金据他所知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是一个没有任何作品的新人，值得千澜花这笔钱吗？还是说，每个签进来的艺人都有这个待遇？
他正想着，赵哥回来了，看到他在看那一页，脸色变了一下，走过来把合同合上了。
“看什么看，签都签了。”赵哥的语气有些不自然，“千澜财大气粗，给你付违约金是看得起你，你别多想，好好拍戏就行。”
江逾白没说什么，把合同收进了包里。
但他注意到了，赵哥说“你别多想”的时候，眼神飘了一下。
电梯里，赵哥接了一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电梯间太空旷了，再低的声音也像水一样漫得到处都是。
“……对，签了……嗯，千澜那边很爽快……违约金的事……我知道，我会跟他说……”
电话挂了，赵哥转头看他，笑了一下：“公司那边问你的情况，没事，都搞定了。”
江逾白点了点头。
他看着电梯里自己的倒影，领带今天是他自己系的，照着网上的教程学了两天，系出来还是歪的，但比上周好了不少。他伸手正了正领带结，脑子里反复转着刚才赵哥电话里那句“违约金的事”——后面半句被他刻意压低了，但江逾白隐约听到了几个字。
“阮总。”
阮总。
阮沐青。
江逾白垂下眼睛，看着电梯地板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心跳忽然快了半拍。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某种他不太愿意承认的东西——一种被人从远处默默注视着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他想，也许只是巧合。千澜文娱要签他，付违约金是正常的商业行为，跟阮沐青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她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也许只是签了一个字，也许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太清楚。
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领带结，想起她在走廊里替他打领带时手指的温度。
那个温度不是巧合。
电影的开机时间定在十二月，还有一个多月。在这之前，江逾白需要接受为期六周的封闭式表演培训，由方砚秋的团队亲自操刀。培训地点在郊区的一个影视基地，离市区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需要住过去。
这意味着他可以暂时离开那个储物间，离开那个隔断房，离开那些让他喘不过气的东西。
临走前一天晚上，他回了一趟青石镇。
从省城到青石镇，大巴车三个半小时，再转乡镇公交四十分钟，下车后再走二十分钟的土路。他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镇子很小，只有一条主街，街灯稀稀拉拉的，像老**掉光了牙的牙床。
他家的房子在老街最东头，青砖灰瓦，门前有一棵歪脖子槐树。他走到门口，还没敲门，门就开了。
母亲站在门口，围裙上还沾着洗菜的水，手里拿着锅铲，看见他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回来了”，而是——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江逾白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弯腰换了鞋，走进屋里。屋子很小，堂屋兼着客厅和饭厅，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老旧的电视柜，电视还是他上初中时买的，屏幕已经花了。墙上贴着他从小到大的奖状，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一张一张贴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定期擦拭上面的灰尘。
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清炒时蔬、蒸鸡蛋、腌萝卜，还有一碗排骨汤。排骨汤冒着热气，香味溢满了整间屋子。
“妈，你做了这么多菜。”
“你难得回来一趟。”母亲把锅铲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看了他一眼，又别过脸去，“你瘦了，脸上都没肉了。”
江逾白坐下来，端起碗，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味道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他嚼着嚼着，眼眶忽然有点发酸，但他忍住了，又夹了一块，大口大口地吃。
母亲坐在他对面，没有动筷子，就那样看着他吃。灯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密密麻麻，每一条都是日子的痕迹。她的手搭在桌沿上，指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菜时留下的泥。
江逾白想起小时候，母亲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进货，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夏天被蚊子咬得满腿包。他那时候不懂事，觉得母亲卖菜很丢人，同学来家里玩的时候，他从不让他们进厨房，因为厨房里堆着第二天要卖的青菜，带着泥土和露水，味道不好闻。
后来他上了大学，离开了镇子，才慢慢明白一件事：母亲手上的每一道裂口，都长成了他脚下的路。
“妈，”他放下筷子，“我接了一部电影，方砚秋导演的。”
母亲愣了一下：“方……方什么？”
“方砚秋，很有名的一个导演。”江逾白知道母亲不认识方砚秋，也不懂什么电影圈的事，但他还是想告诉她，想让她知道，她卖了一辈子菜供他读大学，那些钱没有白花。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走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有些旧了，边角都磨毛了。她把信封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你上次走的时候落在家里的。”母亲说，“我帮你收着了。”
江逾白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医院的收费单和化验报告。他翻了几页，手指忽然停住了。
单据上的日期是四年前的，那年他大二。母亲来省城看病，在他宿舍住了三天，说是“顺便来看看”。那三天她一直在笑，说省城真好，说学校真好，说他的宿舍比家里的房子好一百倍。她走的时候给他塞了两千块钱，说“妈身体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江逾白看着手里那张诊断书，上面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他看不太懂，但最下面那行字他看懂了。
胃部恶性肿瘤，早期。
诊断日期是四年前的九月。
他在省城读了四年大学，母亲来省城看过他无数次，每一次都说“顺便来复查”，每一次都笑着说“没事了，都好了”。他从来没有追问过，因为他不愿意去想那些让他害怕的事情。他不问，就可以假装没有发生；他不问，母亲就永远是那个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进菜的、永远不会倒下的人。
“妈。”他的声音哑了。
“都过去了。”母亲把信封从他手里拿过来，重新折好，塞回里屋的抽屉里，动作熟练得像做过很多次，“手术做了，化疗也做了，现在每年复查，医生说恢复得很好。你看，妈不是好好的吗？”
她走回来，在他对面坐下，端起了碗。
“所以你要好好拍戏，好好吃饭，不要老是瘦成这个样子。”她夹了一块排骨放进他碗里，“妈供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在外面吃苦的。”
江逾白低下头，把脸埋进碗里，眼泪掉进了排骨汤里，和滚烫的汤汁混在一起，咸的，热的，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汤。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大一寒假回家，母亲瘦了一大圈，问他“妈是不是变好看了”；想起大二那年国庆，母亲在电话里说“妈最近在减肥，吃得很少”，声音虚弱得像一张纸；想起大三那年春节，母亲做了一桌子菜，自己只喝了一碗粥，说“胃不舒服，吃不下”。
她不是在减肥。她是在化疗。
她不是在瘦身。她是在活命。
而他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他什么都没问。他心安理得地拿着母亲给的生活费，在大学的食堂里吃着***和糖醋排骨，在宿舍里打着游戏追着剧，觉得日子好得不得了，好到像是永远不会结束。
江逾白把那碗排骨汤喝得一滴不剩，把桌上的四菜一汤吃得干干净净，连盘子底的汤汁都用馒头蘸着吃掉了。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了很久，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母亲看着他吃完，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最后只是站起来收碗，说了一句：“下次回来，妈给你炖鸡汤。”
“好。”江逾白说，“我一定回来喝。”
那天晚上他睡在阁楼上，天窗外的星星很亮，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他躺在硬板床上，盖着母亲晒过的、带着阳光味道的被子，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在想一个问题。
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他一直在被人推着走。被星探推着签了约，被经纪人推着去饭局，被资本推着陪酒陪笑陪跪，他从来没有主动选择过任何事情，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不，他不是，他是吃母亲卖菜的钱长大的。母亲的手裂了口子，母亲的头发出白了，母亲的身体里长过肿瘤又被切掉了，而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个字。
她一个人扛了所有的事。
而他呢？他跪在雨里喝交杯酒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委屈的人。他躲在储物间里叠宣**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在欺负他。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扛着比他重一百倍的东西，一声不吭地走了四年。
母亲不是他的负担，他才是母亲的负担。
江逾白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和阮沐青身上的味道不一样，但都是干净的，都是让人想哭的。
他想起阮沐青替他打领带时说的话：不要让别人替你系领带，这件事，只能你自己做。
他忽然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
不是关于领带的。是关于人生的。他的领带，他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来系，自己来活。他不能再把所有的决定权交给别人，不能再在每一次选择面前低下头，说“我不行我不敢我听你的”。
他要自己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给谁看，而是因为，他身后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卖了一辈子菜，把自己的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只为了看到他好好活着。
他不配再跪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江逾白背着包离开了家。母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跟上次一模一样的姿势，一模一样的话：“在外面好好吃饭。”
“妈，”他走出几步，又回头，“等我拍完这部戏，我带你去省城看首映。”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他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欣慰，不是骄傲，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东西，像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终于看到田里长出了一株不一样的苗。
“好，”母亲说，“妈等着。”
大巴车开动的时候，江逾白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田野和山峦一点一点往后退。初冬的田野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稻茬和一片一片的枯黄。远处的山还是青的，青得发黑，像一道沉默的屏障，隔开了镇子和外面的世界。
他想起小时候坐在这趟车上，去县城上学，每次都会晕车，吐得一塌糊涂。母亲每次都把窗户打开，用手接着他的呕吐物，眼睛都不眨一下，到了站先去洗手，然后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水，让他漱口。
他那时候觉得理所当然。
现在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母亲的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阮沐青的伞不是理所当然的，方砚秋的男主角不是理所当然的。所有来到他生命里的好东西，都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替他做了什么。
他拿出手机，打开和赵哥的对话框，想发点什么，又删掉了。他翻了翻通讯录，看到一条存了但从未联系过的号码——周总的名片上周推给他的，说是“以后有事可以直接联系”。
他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最终还是退出了通讯录。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甚至不确定阮沐青会不会接他的电话，也许她早就忘了他是谁，也许那天替他打领带只是顺手，就像她在饭局上给每个人倒茶一样，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特别的对待。
但他把那个号码记住了。
二十一位数字，他看了三遍就记住了，像是大脑替他把这串数字归类到了“很重要，不要忘记”的文件夹里。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了城市，从低矮的民房变成了高耸的写字楼。江逾白看着那些玻璃幕墙折射出的光，忽然想起一件事。
阮沐青的伞，他还没还。
那把黑色的折叠伞，伞面上印着千澜的浪花标志，他一直挂在出租屋的门背后，每次出门都会看到它，每次都会想起那个雨夜，但每次都没有带。
不是忘了，是不想还。
因为还了伞，就少了一个联系她的理由。尽管他知道，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去联系她，她也不会因为一把伞而记得他。
但他就是想留着。
大巴车到站了，江逾白背着包下车，站在省城灰蒙蒙的天幕下，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摊煎饼果子的味道，有这座城市特有的、混杂着希望和疲惫的味道。
他伸手摸了摸领带结，今天没有打领带，但他还是摸了一下那个位置，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不在。
在的。
培训基地在郊区的一个影视城里，占地不小，几栋仿古建筑围着一个中心广场，广场上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着青苔，看起来像是某个江南小镇的复制品。江逾白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培训已经开始了两天，他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学员。
负责培训的老师姓顾，四十多岁，是中戏毕业的表演教师，说话带着浓重的北京口音，嗓门大得像在跟全楼道的人说话：“你就是江逾白？方导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个素人，没学过表演？那你这六周可有的熬了。”
江逾白把包放下，很认真地鞠了一躬：“顾老师，麻烦您了。”
顾老师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片刻，像是在打量一件刚刚到手、还不知道怎么用的工具。打量完了，他说了一句让江逾白记了很久的话：
“你知道吗，在这个行业里，长得好看的人太多了，聪明的人也太多了，但真正能走到最后的，不是最好看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忍的。”
江逾白愣了一下。
最能忍的。
他想，他也许别的不行，但忍，他是专业的。
培训的日子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出晨功，在广场上跑步、练声、做形体训练，八点吃早饭，八点半开始第一节课，一直上到晚上九点，中间只有午饭和晚饭的时间可以休息。
课程内容五花八门，表演基础、台词训练、形体塑造、声乐、戏曲身段、武术基本功，每天排得满满当当，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江逾白整个人罩在里面。他像一个从没下过水的人被扔进了游泳池，扑腾了两下就开始往下沉，然后被人捞起来，再扔下去，再捞起来，周而复始。
第一周，他的嗓子哑了。不是感冒，是练声练的，每天对着镜子说台词，说到声带充血，说到咽口水都疼。顾老师说这是正常的，每个演员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过了这一关就好了。他信了，每天**润喉糖继续练，声音从嘶哑到清亮，像一把生锈的刀被慢慢磨出了锋刃。
第二周，他的腰伤了。形体课上做后弯动作，他柔韧性不好，硬撑着往下弯的时候听到腰里“咔”的一声，疼得他冷汗直冒。助教让他去休息，他没去，靠在墙角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疼过去了，又回到队伍里继续练。顾老师看到了，没有说什么，但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支药膏。
“每天睡前涂，**十分钟，别偷懒。”
江逾白接过药膏，打开闻了一下，味道很冲，是某种中药和薄荷的混合体，辣得他眼睛发酸。
第三周，他开始失眠。不是焦虑，是累过头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要休息，但大脑还清醒得像一杯刚倒出来的冰水。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影视城里偶尔传来的夜戏拍摄的声音，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台词、走位、情绪转换，想到后来脑子里变成了一团浆糊，什么都想不明白了。
睡不着的时候，他就起来练台词。剧本他早就背熟了，倒背如流的那种熟，但顾老师说光背熟没用，要“吃进去”——把台词咽下去，消化掉，变成自己的东西再吐出来。他不知道怎么才算“吃进去”，就一遍一遍地念，念到每个字都失去了原本的意思，变成了一堆陌生的音节，再念，念到那些音节又慢慢长出了新的意思。
**周的一个晚上，他在教室里一个人练一段独白，练到第三十七遍的时候，忽然不念了。
他站在教室中央，头顶的白炽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又瘦又长，像一个被拉长的感叹号。他看着自己的影子，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不是剧本里的画面，是他自己的画面。
小时候，他一个人在家，母亲去菜市场进货，天还没亮就走了。他睡醒了找不到妈妈，光着脚站在堂屋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喊了一声“妈”，没有人应。他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人应。他没有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妈妈不会因为他的哭声就提前回来。
他学会了等。
等天亮，等母亲回家，等菜市场收摊，等第一笔收入，等大学录取通知书，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机会。
他一直在等。
等了二十三年。
江逾白站在教室中央，看着自己的影子，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念出了那句话，不是剧本里的台词，是他自己心里的话——
“我不想再等了。”
念完之后，他愣了一下。因为那句话的声音和他在心里想的不一样，比他想象的要大，要大很多，像是从胸腔里直接炸出来的，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力量。
教室的门被人推开了。
顾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保温杯，表情有些微妙。他看了江逾白几秒，把保温杯举到嘴边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刚才这句，记住这个感觉。以后演戏就用这个。”
然后他关上门走了。
江逾白站在原地，胸腔里还在嗡嗡**，像一口被敲过的钟，余音久久不散。他慢慢蹲下来，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不是哭。
是一种释放。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被人拨了一下，发出了声音，那声音不好听，甚至有些刺耳，但它是真实的，是活的，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东西。
他想，他也许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演员。
不是因为长得好看，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有太多东西压在心里，压了太久太久，需要一个出口，一个可以光明正大地把它们倒出来的出口。
演戏，就是这个出口。
封闭培训的第六周，也是最后一周，方砚秋来了。
他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带助理，一个人开车来的，穿了件灰色的棉夹克，看起来像个普通的退休工人。他到的时候正好是下午的形体课，江逾白正在做一组拉伸动作，满头大汗，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脸上的表情因为疼痛而有些扭曲。
方砚秋站在教室门口的玻璃窗外看了五分钟，然后推门进来了。
“都出去。”他说。
学员们面面相觑，顾老师使了个眼色，所有人都收拾东西走了出去。教室里只剩下方砚秋和江逾白两个人。
方砚秋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翘着二郎腿，用一种很随意的、像是在菜市场挑西瓜一样的目光看着江逾白。看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你那天的试镜，我在阮沐青面前说了你行，你知道为什么吗？”
江逾白摇了摇头。
“因为你在那两分钟里，让我相信了一件事——你不是在演戏，你是在活着。”方砚秋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认真，认真到不像是在跟一个新人说话，“你知道吗，大部分演员都是在‘演’，他们在表演一种情绪，表演一种状态，像穿一件衣服，穿上可以，脱掉也可以。但你不是。你给我的感觉是，那个角色就是你自己，你只是在镜头前做你自己。”
方砚秋停了一下，看着江逾白的眼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江逾白想了想，说：“意味着……我可能演不了别的角色？”
方砚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声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像一面破鼓被敲响了。
“有意思。”他站起来，拍了拍江逾白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像是一种确认，“你在镜头前能活，这已经是天赋了。至于能不能演别的角色，那是技术问题，技术可以学。但天赋，你学不来。”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江逾白一眼。
“对了，阮总下周请剧组主创吃饭，你也来。”
然后他走了，和来时一样随意，像一阵风，刮过来，刮过去，留下一地被他吹乱的树叶。
江逾白站在原地，肩膀上方砚秋拍过的那个位置还在发烫。他伸手摸了一下，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方砚秋提到了阮沐青的时候，用的是“阮总”而不是“千澜”。这意味着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阮沐青不是一个遥远的、只存在于报表和新闻里的名字，而是一个具体的、会请剧组吃饭的人。
一个会替他付违约金的人。
一个会替他在雨里撑伞的人。
一个会蹲下来，跟一个跪着的新人说“起来”的人。
江逾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青紫已经消了，但用手按上去还是有点疼。他想起她说“照顾好你的膝盖”，他已经照顾了，每天热敷，每天涂药膏，膝盖好了，但他心里有一块地方，越来越疼了。
那种疼没有名字。
如果非要说，大概就是——他想要靠近一个人，但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靠近的资格。
六周培训结束的那天晚上，影视基地下了一场大雪。
江逾白站在宿舍窗前，看着窗外的雪一片一片落下来，把青石板路面覆盖成一片柔软的白。他想起青石镇，想起家门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想起母亲站在门口的身影，想起那个雨夜，想起那把伞，想起伞面上的浪花。
他拿起手机，犹豫了很久，终于打开了通讯录，找到了那个二十一位数的号码。
他没有拨出去。
他发了一条短信。
只有六个字。
“阮总，谢谢您。”
发送键按下去的那一瞬间，他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把手机扣在桌上，不敢看屏幕，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雪，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手机震了一下。
他几乎是扑过去的，抓起手机，点亮屏幕。
一条新消息。
“不客气。膝盖好了吗？”
江逾白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他又点亮，再看，再熄灭，再点亮，像一个小孩反复确认一件珍贵的礼物是不是真的在自己手里。
他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了十几遍，最后发出去的消息只有两个字：
“好了。”
对面没有再回复。
但他把那两条短信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看到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看到手机屏幕的亮光在他眼睛里映出两簇小小的火焰。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他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小时候，青石镇冬天也下雪，有一年雪特别大，压断了电线，全镇停电。他点了一根蜡烛，坐在堂屋里写作业，写着写着蜡烛倒了，蜡油滴在作业本上，烫出一个焦黄的**。
他急哭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本作业本是母亲用卖菜的钱买的，他觉得很心疼。
母亲走过来，看了一眼那个被烫出洞的作业本，笑了笑，说：“没事，字还在，洞就让它洞着吧。”
然后她坐下来，就着那根蜡烛的光，帮他把那个洞用透明胶带从背面粘上了。粘完之后，她把作业本翻到新的一页，说：“重新写吧，妈陪你。”
那一夜，母亲陪他写到很晚，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直到电来了，灯亮了，她才站起来，揉了揉酸痛的腰，去厨房给他煮了一碗红糖姜茶。
江逾白拿着那碗姜茶，看着母亲走回厨房的背影，觉得那个背影好大好大，大到可以把整个冬天的寒冷都挡在外面。
后来他长大了，发现母亲的背影其实很小，小到可以被任何一阵风吹倒。
但他没有告诉她。
有些事，不需要说出来。
就像他现在手里握着的那两条短信，有些话不需要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可能就变了味道。但他知道，在那场雨里，在他最狼狈最不堪最不像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了。
她蹲下来，把伞递给他。
然后她站起来，走了。
她没有回头。
但他知道，她在。
窗外雪还在下，江逾白把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了一会儿眼睛。
窗台上的积雪映着路灯的光，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像是有人在天上点了一盏特别大的灯，专门为了照亮这个角落。
他想起那个浪花的标志，想起千澜，想起阮沐青在走廊里替他打领带时逆光的侧脸，想起她说“以后领带自己系”时轻描淡写的语气。
她把一颗种子埋进了他心里。
而他甚至不知道那颗种子叫什么名字。
但他能感觉到它在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