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镜中孪影》“玲珑殿的蓝绝”的作品之一，江帆江招弟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全文精彩选节：槐安巷------------------------------------------，是在槐安巷深处的老槐树下。，路灯也坏了，整条巷子黑得像被人泼了墨。他是循着一声猫叫拐进来的，巷口飘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甜腥味，像是腐烂的水果混合着铁锈。双胞胎就蹲在树根底下，七八岁的模样，穿着同样的碎花裙子，裙摆拖在污水横流的青砖地上，湿哒哒的，也不知道沾了些什么。。，两个女孩同时抬头，露出一模一样的脸——...

第4章

陈姐------------------------------------------。，是他的腿不听使唤。从槐安巷口吹出来的风越来越冷，带着那股甜腥味，一阵一阵地扑在他脸上，像有人在用浸了红糖水的湿毛巾反复擦拭他的皮肤。他低头看自己的左手——那道从掌心延展到手腕的红线在路灯下清晰得触目惊心，像一根埋在皮下的红绳，两端都隐没在皮肤深处，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到哪儿去。。然后第二步。第三步。，腿沉得要命，膝盖像是灌了铅。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那排被修剪得光秃秃的梧桐树，经过那个夜班公交车的终点站，经过一家已经打烊的便利店。便利店的卷帘门拉下来了一半，门缝里透出惨白的日光灯光，照亮了门口一个倾倒的饮料瓶。瓶子里的液体已经流干了，只剩下一圈褐色的水渍，在地上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圆。，看着那个圆。。。他以为是那个号码又发来了什么，掏出来一看，是助理的消息：“**，明天早上九点有一台，家属指定要你来做。车祸那家的老**说她信你，只有你能让她儿子看起来像个人。”，打了两个字：“好的。”：“明天我可能会晚到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又发了一条：“你没事吧？声音听起来不太对。”。他把手机塞回口袋，继续往前走。他住的地方离槐安巷大约四公里，打车只要十几分钟，但他选择走路。他需要时间把脑子里那些碎片拼起来，就像他在工作台上拼那些碎掉的颅骨一样——先把大的碎片找到，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再慢慢填补小的缝隙。，他在哪里？，一具从高架桥上掉下来的遗体，摔得太碎，花了将近八个小时才拼完。做完之后他在吸烟区抽烟，抽了三根，然后接到一个电话。谁打来的？他不记得了。电话里说了什么？他也不记得了。他只知道挂了那个电话之后，他冲出殡仪馆，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家里的地址。？。灶台上的红糖水已经烧干了，锅底烧出了一个窟窿，煤气灶的火还开着，蓝色的火苗从窟窿里窜出来，**抽油烟机的底部。他关掉煤气，打开窗户，走进卧室。卧室里没有人。他又走进女儿们的房间。
两张小床空荡荡的。床单上还有人躺过的痕迹，枕头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像是刚刚还有人把脑袋搁在上面。他伸手摸了摸招弟的枕头，温的，还带着体温的余热。
他冲上阳台。
护栏的高度只到他的腰部。他往下看，六楼下面的地面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血，没有遗体，没有碎花裙，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听到了河面上传来的警笛声。
后来的事情他就不太清楚了。他只记得自己赶到河边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河面上漂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树枝、塑料袋、一只**的塑料**。警方在下游的闸口找到了那双红色小皮鞋和那条碎花裙。他站在闸口旁边，看着那两样东西被装进证物袋里，封好，贴上标签。
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当时在想：那条碎花裙不是迎弟的。迎弟的碎花裙左边口袋的内衬上有一块蓝色的墨水印，是她偷偷拿他的钢笔玩的时候戳上去的。但警方找到的那条裙子，口袋里没有墨水印。
他没有说。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开口说了这件事，警方就会问他：你怎么知道那条裙子不是迎弟的？你怎么知道你女儿的口袋里有墨水印？你是不是在事发之前见过那条裙子？你是不是在那之前就知道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
他签了那份认领遗物的文件，在纸上写下了“系本人女儿遗物”几个字，然后转身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那块墨水印。
现在他想起来了。
那个电话。在殡仪馆吸烟区接到的那个电话。他当时以为那是他妻子打来的，因为他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家里的座机号码。但接起来之后，电话那头没有说话声，只有一个声音——河水流淌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是什么东西在水里翻来覆去，永远找不到岸。
他当时以为是妻子在恶作剧，或者是女儿们不小心按到了电话。他没有回拨，因为他手头还有一台手术要做。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掐灭了烟，走进了工作间。
四个小时之后，他推开了家门。
灶台上的锅已经烧穿了。
江帆猛地停下了脚步。
他站在人行道中间，凌晨三点半，四周空无一人。头顶的路灯把他的影子缩成了脚底一小团黑色的污渍，踩在他自己的影子上面，像是在踩着某个人不让他爬起来。
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不是他妻子打的。因为那天晚上，他妻子已经不在家里了。他后来查过通话记录，那个电话是从家里的座机拨出的，通话时长两分十七秒。两分十七秒，足够一个人从家里走到河边，也足够一个人被另一个人从阳台上推下去。
他蹲下来，双手抱住头，指节抵着太阳穴，用力地按压着。骨头在手指的压力下发出细微的咯吱声，疼痛让他短暂地清醒了一瞬，但紧接着更多的碎片涌上来，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把他淹没了。
陈姐。
陈姐是他的保洁员。不，不是“他的”——是殡仪馆的保洁员。他调到西边这家殡仪馆的时候，陈姐已经在那里干了三年了。她做事利索，话少，从来不跟任何人套近乎。她打扫工作间的时候永远戴着口罩和手套，不和遗体打照面，不和家属说废话，不和同事吃午饭。她就像殡仪馆里的一件家具，每天都在，但没有人真正注意到她的存在。
除了江帆。
江帆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看他的眼神。
那不是同事之间正常的眼神。那是一种打量，一种审视，一种像是在看一件赝品的、带着某种隐秘的、不动声色的审判意味的眼神。她以为他察觉不到，但他察觉得到。一个每天和死者打交道的人，对“被注视”这件事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因为死者也会注视他，用他们永远不会再睁开的眼睛，用一种他无法描述但真实存在的方式。
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她为什么那样看他。
现在他知道了。
他站起来，双腿发软，但还是撑住了。他伸手拦了一辆夜班的出租车，报了殡仪馆的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被他的脸色吓到了，没敢多问，踩下油门冲了出去。
凌晨四点，江帆站在殡仪馆的侧门前。
铁门锁着，需要用员工卡刷开。他从口袋里摸出卡，贴在感应器上，“滴”的一声，锁开了。他推开门，走进那条通往保洁员休息室的走廊。走廊里没有灯，安全出口的绿光在尽头闪烁，像一只独眼的怪物蹲在那里等着他。
他走到陈姐的休息室门口，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这次更重。门没有锁，在他的敲击下微微向内开了一条缝。一股浓烈的气味从门缝里涌出来，甜腻的，腥的，热的，像一间被密封了很久的温室突然被打开了门。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不大，大约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床上铺着灰蓝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床头正中央，和殡仪馆的病床一模一样。桌子上放着一个保温杯、一本翻开的书、一副用过的橡胶手套。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正常得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疑心太重了。
然后他拉开了衣柜的门。
衣柜里挂着几件灰蓝色的保洁制服，叠放着一沓深色长裤，底层放着两双黑色的布鞋。他把衣服拨开，看到了衣柜背板。
背板上贴着一张照片。
不是**照，不是剪报，不是任何和案件有关的东西。就是一张普通的、过塑的生活照。照片里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两个婴儿，站在一家医院的产科门口。女人笑得很好看，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弯成了月牙形。两个婴儿裹在白色的小被子里，只露出两张皱巴巴的小脸，眯着眼睛，像两只刚出生的小猫。
江帆认出那个女人了。
不是他妻子。
是陈姐。二十年前的陈姐，年轻，漂亮，抱着两个孩子，笑得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他的脑子像被闪电劈中了一样，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全部拼到了一起。
双胞胎。
陈姐也有一对双胞胎。
他猛地转身，冲出休息室，冲到走廊尽头那扇锈蚀的铁门前。陈姐那天就是从这里出去的，他记得那个保洁员推着推车走进去的场景。他用力推那扇铁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尖叫，他侧身挤了进去。
走廊比上次陈姐走的更长，更黑，更窄。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柱在墙壁上扫过，照亮了剥落的墙皮、**的砖块、墙角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这条走廊像是从未被人使用过一样，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发霉的、像是被密封了几十年的气味。
他走了大约三十步，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又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没有锁，只是虚掩着。他推开门，手电筒的光照进去，照亮了那个房间。
和陈姐视频里一模一样。
一张儿童床，碎花被子，掉了一只耳朵的布偶兔子。床单上印着**兔子的图案，和招弟、迎弟小时候用的那套一模一样，连品牌都一样——他在母婴用品商店买过同款，那是招弟自己挑的，因为她喜欢兔子。
他走到床边，拿起那只布偶兔子。
兔子很旧了，棉花被洗得发硬，肚子上的缝线开了几针，露出里面发黄的填充棉。他把兔子翻过来，翻到它**后面那个标签的位置。标签上的字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他还是认出了那个品牌的名字。
和他女儿们枕头下面那两只布偶兔子是同一个牌子。
同一批出厂的。因为标签上的生产日期是同一周。
他放下兔子，转身去看门后面的那面墙。
墙上贴满了照片。视频里只拍了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整面墙都被照片覆盖了，从地面一直贴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像一面用记忆砌成的墙。
最中央的一张最大，是一张结婚照。照片里的男人穿着白色的衬衫，女人穿着红色的连衣裙，站在一条河边，手牵着手，笑得灿烂。女人的脸他认识——陈姐，年轻版的陈姐。男人的脸他也认识。
是他自己。
不，不是他自己。是一个长得和他很像的男人。同样的脸型，同样的眉眼，同样的下巴，但眼神不一样。那个男人的眼神是温暖的、柔软的、带着光的，和他自己那双灰败的、死气沉沉的眼睛完全不同。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照片墙的最下方，贴着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日期是二十七年前的。标题是：《一对双胞胎男婴在医院被盗，警方全力追查》。
剪报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住了角落里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两个婴儿，从医院的侧门走出去。那个女人的脸被打了马赛克，但她的身形、她的站姿、她抱着孩子的那个角度，和衣柜里那张生活照里的陈姐一模一样。
江帆的腿彻底软了。
他靠着墙滑坐在地上，手电筒从手里滑落，在地上滚了两圈，光柱扫过满墙的照片，扫过那些**他家的照片、**他女儿的照片、**他工作的照片，最后定格在墙脚一行用红色记号笔写的大字上：
“他抢走我的孩子，我就要他的孩子来还。”
江帆闭上眼睛。
那碗红糖水又出现了。滚烫的，甜腻的，带着铁锈和焦糊的气味，从碗里溢出来，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淌，淌过左手掌心那道红线，淌过那个烟头烫出的旧疤，淌过他七年来用工作、用沉默、用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来维持的那层薄薄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壳。
壳碎了。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
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
“你看到了？”陈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平静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
江帆张了张嘴，嗓子眼里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像是棉花，像是骨蜡，像是被碾碎之后又强行拼回去的颅骨碎片，怎么都拼不回原来的形状。
“你……”他终于挤出声音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到底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然后陈姐说出了一句让江帆浑身血液都凝固了的话。
“我是**妈。”
“那两个女孩——招弟和迎弟，不是你的女儿。”
“她们是我的。”
“你妻子当年不能生育，你的女儿，是我送给她的一对礼物。”
“一对她以为是你亲生的、但其实流着我的血的、被我养到四岁又被我亲手带走的礼物。”
“你听明白了吗，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