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救了徐艳一命，代价是右耳失聪，左耳听力损伤，从此得天天戴着助听器过日子。那是个阳光刺眼的周六下午，我们小区的小屁孩们都在空地上玩“攻城”游戏。不知哪个缺心眼的从家里偷拿了一串鞭炮，结果不小心引燃了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少量易燃物——后来大人们说是油漆稀释剂什么的。

我当时正蹲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忽然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不对劲，一抬头就看见火苗蹿得老高，而徐艳正背对着火源，专心致志地跳皮筋，完全没意识到危险。

“徐艳！跑啊！”我扯着嗓子喊。她回头看了一眼，居然愣住了，像个被车灯照傻的小鹿。

我没多想，一个箭步冲过去把她推开。接下来就是“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像被巨人一巴掌扇飞了，右耳朵里仿佛钻进了一万只蝉，嗡嗡作响的同时还伴随着尖锐的疼痛。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了，右耳缠着厚厚的绷带。

我妈眼睛肿得像核桃，我爸则一脸凝重地握着我的手。“小屿，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我妈急切地问。我张嘴想回答，却发现自己听不清她说什么，世界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花。我慌了，手忙脚乱地比划着，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宣布：右耳鼓膜穿孔，神经受损，永久性失聪；左耳中度听力损伤，今后需要佩戴助听器。徐艳和她父母来看我时，小姑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江屿，对不起...”她一遍遍道歉，眼睛又红又肿，“要不是为了我，你也不会...”她母亲轻轻推了她一下，徐艳突然抓住我的手，语气异常坚定：“江屿，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嫁给你！照顾你一辈子！”大人们面面相觑，有点尴尬又有点感动。

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婚嫁？但徐艳固执地重复：“我说真的！我们拉钩！

”于是我就傻乎乎地和她拉了钩。她破涕为笑，凑过来在我没受伤的左耳边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耳朵。”那一刻，我觉得这波不亏。——才怪。九年过去了，我恨不得坐时光机回去给那个小傻缺一耳光：醒醒吧兄弟，你这波血亏！十八岁那年，我和徐艳都读高三。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是年级里公认的班花；而我因为听力问题，总是安静地待在角落，成了大家眼中的“怪人”。不过因为徐艳始终在我身边，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她确实履行着“做我的耳朵”的承诺，上课帮我记笔记，下课帮我重复我没听清的内容。久而久之，大家都默认了我们是一对，尽管徐艳从未明确承认过。“江屿，陪我去小卖部呗。”“江屿，这道题怎么做啊？

”“江屿，周末去看电影吗？”徐艳的声音是我九年里最熟悉的音调，甚至超过了老妈的声音。我能通过她声音的细微变化判断她的情绪——音调升高表示开心，语速变快表示不耐烦，尾音拖长表示她在撒娇。我以为我们真的会像她承诺的那样，考上同一所大学，毕业，结婚，过日子。直到林枫的出现。林枫是高三下学期转来的校草，篮球打得好，家境优渥，一来就俘获了全校大半女生的芳心——包括，尽管我不愿承认，徐艳。她开始注意打扮，课间总会“偶然”经过篮球场，和我在一起时也心不在焉。“江屿，你说林枫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我正低头做题，没听清：“什么？

”她叹口气，伸手调整了一下我的助听器：“我说——林枫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愣了片刻，感觉左耳里的助听器突然变得格外沉重，压得耳廓生疼。“不知道。

”我闷声回答。她没注意到我的情绪，自顾自地说：“听说他前女友是校啦啦队长，长得特别漂亮...”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涩，但没说什么。

毕竟徐艳从未正式承认我们是情侣关系，我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

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徐艳神秘兮兮地找到我，说有事要我帮忙。“什么忙？”我问，下意识觉得不安。她眼神闪烁：“陪我去天台一趟呗，林枫和他的朋友在那里。”“去干嘛？

”“他们...想认识你。”她说得含糊其辞。我皱眉：“为什么？

”“因为...”她拖长了音，“因为你很特别啊！走吧！”我被她半拖半拽地带到天台，果然看见林枫和几个男生等在那里。他们看我的眼神让我不舒服——那不是友善的好奇，而是某种审视和戏谑。“来了？”林枫挑眉，上下打量我，最后目光落在我耳朵上的助听器上。我点点头，没说话。徐艳松开我的胳膊，站到林枫身边，姿态突然变得忸怩。“所以，这就是你那‘残疾’小青梅？”林枫的一个跟班笑着问，语气轻佻。我猛地看向徐艳——她居然用了“残疾”这个词来形容我？徐艳的脸红了，急忙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江屿听力不太好，但很聪明...”林枫笑了，那笑容很好看，但也很残忍。他看向徐艳：“所以，你说的‘考验’是什么？

”徐艳咬着嘴唇，眼神躲闪。我的心沉了下去：“什么考验？”林枫瞥了我一眼，然后对徐艳说：“快点啊，不是说完成考验就答应和我约会吗？”空气突然安静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撞击着耳膜，连助听器都仿佛在震动。徐艳深吸一口气，转向我，眼神里满是恳求，却又坚定得可怕。“江屿，”她说，“你能把助听器摘下来吗？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摘下来一会儿，”她声音有些发抖，“就一会儿。”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你知道摘下来我就听不见了吗？”“就一分钟！

”她急切地说，“林枫想看看...没有助听器，你是不是完全听不见。

”那几个男生发出嗤笑声，有人拿出手机似乎要录像。我感到一阵反胃，血液冲上头顶：“徐艳，你什么意思？”她不再解释，突然伸手过来——九年来，她无数次帮我调整助听器，知道怎么轻易地取下它。“咔嚓”一声轻响，世界突然静音了。

我看到她的手指捏着我的助听器，像展示战利品一样递给林枫。她的嘴唇在动，说着什么，但我完全听不见。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耳鸣般的空白。林枫和他的朋友们在笑，夸张地咧嘴，前仰后合。徐艳也在笑，但那笑容僵硬而不自然，眼睛里有一丝慌乱，但更多的是一种豁出去的决心。他们像观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围观我，嘴巴一张一合，仿佛在测试一个聋子是否能读懂唇语。我站在原地，突然异常平静。我看着徐艳，我一辈子的女孩；这个九年来一直当我“耳朵”的女孩；这个因为我救她而愧疚不已的女孩。

此刻她却拿着我的“耳朵”，向另一个男孩证明什么？证明她的忠诚？

证明她可以为了新欢羞辱旧友？我缓缓伸出手，示意她还给我。她犹豫了一下，林枫说了句什么，她突然把助听器往后一缩，摇着头。我的目光冷了下来。九年了，我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她。她似乎被吓到了，下意识地把助听器递还给我。

我重新戴好助听器，世界的声音潮水般涌回——首先是他们的笑声，那么刺耳；然后是徐艳急促的呼吸；最后是我自己平静得可怕的声音：“测试完了？

”林枫挑眉，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冷静：“还挺有脾气。”徐艳上前一步：“江屿，你别生气，就是开个玩笑...”我没理她，直接看向林枫：“满意了？”林枫耸耸肩：“还行吧。

徐艳，算你通过考验。”徐艳松了口气，然后转向我：“谢谢你，江屿，我周一请你喝奶茶...”我转身就走，没再回头看他们一眼。回到家，我径直走进房间，反锁了门。妈妈在门外问吃了没，我应了声不饿。从书包最里层的夹袋中，我掏出一份折叠得整整齐纸的报告——是一周前做的听力复查结果。医生欣喜地告诉我，经过这些年的康复和治疗，我的左耳听力有了显著改善，右耳也并非完全无望。“继续保持，也许大学毕业后就可以不再依赖助听器了。”医生这样说。

这份报告我本来想当惊喜告诉徐艳的，现在没必要了。我打开电脑，登录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原本和徐艳说好的一起填报的A大，被我改成了千里之外的B大。然后我走出房间，对正在看电视的父母说：“爸，妈，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什么事？”我妈随口问，眼睛还没从电视上移开。“我要退掉和徐艳的婚约。”遥控器掉在了地上。“什么？

”我爸猛地坐直身体，“你说什么？”“我说，我要退婚。”我平静地重复，“我和徐艳不合适。”我妈捡起遥控器，关了电视：“小屿，出什么事了？你们吵架了？

”“没有，”我说，“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想清楚了。

”我把天台上的事简单说了一遍，省略了林枫和“考验”的部分，只说徐艳故意摘我助听器取乐。我妈气得发抖：“这丫头怎么能这样！

不知道助听器对你多重要吗？”我爸沉默良久，最后叹了口气：“既然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明天就去徐家把话说清楚。”第二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徐家。

徐艳开门时一脸惊喜：“叔叔阿姨，江屿，你们怎么来了？进来坐！”她父母也迎出来，热情地招呼我们。坐定后，我爸开门见山：“老徐，今天来是想谈谈两个孩子的事。

”徐父笑呵呵的：“是啊，眼看就要高考了，之后就是大学，俩孩子的事该定下来了。

”我妈接口：“我们觉得，孩子们还小，未来的路还长，不该被小时候的玩笑话束缚。

”客厅顿时安静下来。徐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阿姨，您什么意思？

”我直视着她：“意思是从此以后，你自由了。

”徐母连忙打圆场：“是不是小艳做错什么了？孩子嘛，总有不懂事的时候...”徐艳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是因为昨天的事吗？江屿，我都道歉了，那就是个玩笑！”我也站起身：“玩笑？拿别人的残疾开玩笑？”“残疾？

”徐父皱起眉头，“小艳，怎么回事？

：“就是...就是林枫他们想看看助听器的作用...我就摘下来一会儿...”“林枫？

”徐母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名字，“那个转校生？你家不是说他天天缠着你吗？

”我笑了：“原来你是这么跟家里说的。”徐艳求助地看着我：“江屿，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一时糊涂...”我摇摇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听力报告，放在茶几上：“托您的福，我可能很快就不需要助听器了。所以您不必再愧疚，也不必勉强自己履行儿时的承诺。”徐艳拿起报告快速浏览，脸色越来越白：“你...你从来没告诉过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淡淡地说，“现在没必要了。”徐艳的母亲拿过报告看了看，表情复杂：“小屿，这是好事啊...但也不影响你们两个啊...”“影响，”我斩钉截铁，“因为我无法和一个把我最脆弱的部分当作玩笑筹码的人共度一生。”客厅里鸦雀无声。

最终，徐父沉重地叹了口气：“老江，既然孩子这么决定了，我们尊重。这些年，谢谢你们照顾小艳。”我站起身，最后看了徐艳一眼。她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泪无声地滑落，但我已经不再心疼了。“保重。”我说，然后转身离开。高考结束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被B大录取。离家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里面是九年来我送给徐艳的所有礼物，最上面是那个曾经属于我的助听器——现在它真的只是一个多余的零件了。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就像扔掉一段过往。大学的生活比想象中精彩。我加入了摄影社，因为发现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比用耳朵倾听更有趣。我不再隐藏自己的听力问题，但也不再让它定义我。大二那年，我开发了一款智能助听器APP，可以根据环境自动调节参数，还能实时转换语音为文字。

这个项目拿了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领奖那天，我在后台意外遇见了林枫——他是作为赞助商代表来的。他认出我时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尴尬地点头致意。“恭喜，”他生硬地说，“没想到你会做这个。

”我微笑：“灵感来源于生活。”他更加尴尬了：“那个...徐艳去了A大，但过得不太好。后来她找我，但我...呃，毕业后我就出国了，去年才回来。

”我保持微笑：“这些与我无关。”林枫怔了怔，随即苦笑：“也是。总之...恭喜你。

”大三暑假回家，我妈偶然提起徐家搬走了：“听说小艳休学了一年，现在重新读大二，比你低一届了。”我点点头，继续收拾书架上的旧书。从中掉出一张小学毕业照，我和徐艳站在一排，她歪头靠向我，笑得眼睛弯弯。我看了几秒，然后把照片扔进了废纸堆。

大学毕业后，我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专门研发听力辅助设备和软件。公司发展迅速，三年后已经小有名气。某天，我受邀回母校做演讲。结束后，我在校园里漫步，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那个天台。栏杆已经加高，门上也多了锁。我靠在栏杆边眺望远方，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江屿？”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我转身，看见了徐艳。

她瘦了很多，打扮朴素，手里拿着几本书，似乎是这里的学生。“真的是你，”她轻声说，“我在海报上看到你的讲座信息，但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点点头：“好久不见。

”空气有些凝滞。她绞着手指，似乎不知该说什么。“我...我重新考回来了，”最后她说，“读教育系，将来想特教，帮助听障儿童。”“那很好。”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声对不起。为那天的事，为所有的事。”“我接受了。

”我说，“都过去了。”她眼中泛起泪光：“那天之后，我每一天都在后悔。

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自己。”我没接话。“我知道说这些没用了，”她擦掉眼泪，“但我还是想说：谢谢你当年救了我，对不起我辜负了你，还有...恭喜你成功了。

”我看着她，忽然发现记忆中那个明媚少女的影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沧桑但坚韧的陌生人。“也恭喜你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