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琳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年踮着脚尖在水池边洗碗。那只碗是弟弟林耀的辅食碗，印着小熊图案，边缘镶着一圈淡蓝色的边。她的小手拿不稳，碗滑了出去，在水泥地上碎裂成几片，几块胡萝卜泥溅到了墙上。母亲冲进来，甚至没有看一眼地上的碎片，直接揪住她的耳朵：“死丫头！弟弟的碗你也敢摔！

”那天晚上，林琳被罚不准吃饭。她蜷缩在厨房的角落里，看着父母和弟弟围坐在桌旁，桌上摆着三菜一汤。弟弟的勺子敲着新碗的边缘，发出清脆的声响。“妈妈，姐姐为什么不吃饭？”三岁的林耀问。“姐姐做错事了，要受罚。”母亲温柔地回答，夹了一块肉放到儿子碗里。父亲瞥了一眼角落里的林琳，什么都没说。从那天起，林琳明白了自己在这个家的位置——她是多余的，是错的，是需要不断赎罪的存在。

五岁那年，林琳不小心打翻了弟弟的牛奶杯。白色的液体在旧木桌上蜿蜒成一条悲伤的河。

母亲直接从针线盒里抽出一根绣花针，抓住她稚嫩的小手。“让你不长眼！

弟弟的营养奶你也敢碰！”针尖刺进指尖的瞬间，林琳没有哭。她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那滴鲜红的血珠从指尖冒出，像一颗悲壮的宝石。而弟弟坐在椅子上咯咯地笑，手里拿着父亲刚买的新玩具。从那以后，针成了她生活中最常见的“教具”。

打破碗要扎手指，成绩不到满分要扎手臂，弟弟哭了不管什么原因都要扎大腿。

最可怕的是每晚睡前，母亲会检查她当天有没有“做错事”，如果有尚未惩罚过的过错，就会随意选一处地方下针。“这样你才能长记性。”母亲总是这么说，脸上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严肃。父亲偶尔会瞥见这一切，但他总是转身离开，最多嘟囔一句：“别扎太明显，让人看见了不好。”林琳学会了隐藏伤痕，学会了在炎热的夏天穿长袖衣服，学会了在剧痛中保持微笑。

她像一株在岩石缝隙中求生的野草，顽强而沉默地生长。弟弟林耀则像温室里的花朵，被无微不至地呵护着。他吃鸡蛋时，林琳喝米汤；他穿新衣时，林琳补旧衣；他玩玩具时，林琳做家务。家里有限的资源像经过精确计算般流向儿子，而女儿只是维持生命的最低保障。

七岁那年，林琳上了小学。她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但父母从不表扬她，反而会说：“女孩子读书好有什么用？迟早要嫁人。”三年级时，林琳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数学竞赛，拿了一等奖。

当她兴高采烈地把奖状和奖品——一套精美的文具带回家时，母亲一把夺过奖品。

“正好给你弟弟用，你用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林耀那时刚上一年级，成绩平平，却理所当然地拿走了姐姐的奖品。第二天，林琳看到那套精美的文具被弟弟拆得七零八落，铅笔被削得只剩半截，橡皮被切成碎块。“我不喜欢这个颜色。”弟弟撅着嘴说。

母亲连忙安慰：“宝贝不喜欢，妈妈再给你买新的。”林琳默默走开，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冷下去。小学毕业，林琳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被重点初中录取。开学前，父母把她叫到面前。“家里条件你也知道，”父亲抽着烟，不看她的眼睛，“你弟弟也要上学了，我们供不起两个。女孩子读个初中够用了，毕业后去打工吧。

”林琳第一次反抗：“我可以自己挣学费！我会好好学习，将来赚很多钱孝敬你们！

”母亲冷笑：“就你？能赚什么钱？不如早点出去工作，帮衬家里。”最终，在班主任的再三劝说下，父母勉强同意林琳继续上学，但条件是必须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

那年暑假，十二岁的林琳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她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到附近的早餐店帮忙包饺子、蒸包子，换取一天中最饱的一顿饭和五元钱。中午放学后，她跑去小餐馆洗碗，直到晚上八点才回家。周末，她同时打三份工：发传单、捡废品、帮邻居看孩子。即使这样，母亲仍然每月准时向她索要“生活费”。“吃家里的住家里的，不该给钱吗？

”母亲理直气壮地说，完全无视女儿已经自己负担所有费用的事实。初中三年，林琳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有吃过一顿零食，没有参加过一次需要花钱的集体活动。

她的手指因长期泡在洗碗水中而开裂，她的肩膀因搬运重物而时常酸痛，她的眼下总有消不去的黑眼圈。但她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中考前三个月，林琳的班主任找到她：“林琳，以你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将来上名牌大学。你一定要坚持下去。”那天回家，林琳鼓起勇气对父母说：“老师说我可能考上省重点，我想上高中，考大学。

”母亲正在给弟弟削苹果，头也不抬：“上大学？你知道大学学费多贵吗？家里哪来的钱？

”“我可以贷款，可以自己打工—”林琳急切地说。“别做梦了！”父亲打断她，“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赶紧初中毕业去工厂打工，早点嫁人是正经。

”弟弟林耀在一旁起哄：“姐姐笨！姐姐考不上！”林琳咬紧嘴唇，不再说话。

但她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高中，一定要继续读书。中考那天，林琳发着高烧。前一天，她洗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碗，因为餐馆老板接了个婚宴订单。回家后，她发现弟弟把她的复习资料撕了折纸飞机，她忍不住说了弟弟几句，母亲罚她跪了两个小时。

考场上，林琳头晕目眩，但还是坚持答完了所有题目。成绩出来后，她以全区前十的成绩被省重点高中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母第一次正眼看了她。

“学费我们一分不会出，”父亲斩钉截铁，“而且每月你必须寄钱回来，你弟弟马上要上初中了，花费大。”林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收拾了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

那个夏天，她打了四份工，攒下了去省城的路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离家的前一天晚上，母亲走进她的小房间，扔给她一个旧布包：“这是你祖母留下的，反正也不值钱，你拿去用吧。”林琳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件手绣的肚兜，针脚细密，图案精美，虽然已经泛黄，但仍能看出当年的精致。这是她第一次从母亲那里收到礼物，即使是不要了的旧物。高中生活比初中更加艰难。学费可以贷款，但生活费必须自己赚。

林琳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凌晨三点就起床去批发市场帮人搬货，然后赶去上学。

放学后去做家教、餐馆打工，周末全天在超市做收银。即使这样，父母的要求从未停止。

“你弟弟要买新球鞋，打三百块钱回来。”“家里冰箱坏了，寄两千。”“你爸腰疼，买点药寄回来。”“你弟成绩不好，请家教要钱，每月多寄五百。”林琳一次次汇钱，内心却越来越冰冷。她发现无论给多少，父母从来不会说一句感谢，只会提更多要求。

而弟弟甚至懒得亲自打电话，总是通过父母传达索求。高二那年冬天，林琳同时打着三份工，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课堂上。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是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良。

学校通知了家长，母亲在电话里说：“装什么娇气？不想打工就直说。

”最后是班主任和同学们凑钱帮她付了医药费，还轮流给她送营养餐。林琳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温暖。“林琳，你是我教过最坚强的孩子，”班主任说，“你一定要考出去，永远别再回来。”林琳哭了，这是记忆中第一次有人肯定她、关心她。高三那年，林琳以全省前十的成绩被一所名牌大学录取。得知消息的那天，父母的态度有所缓和。

“听说大学有奖学金，还能贷款？”父亲问。林琳点点头。“那你就贷款上学吧，记得每月还是要寄钱回家，你弟弟高中花费大。”母亲补充道：“听说大学生可以做家教，赚钱多。你多打几份工，别饿死就行。”林琳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说。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要求，内心不再起波澜。大学四年，林琳每天依然只睡五小时。

她学习、打工、参加竞赛，用奖学金和兼职收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同时还要每月给家里寄钱。她吃最便宜的饭菜，穿别人捐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出租屋。

而弟弟林耀高中辍学，整天游手好闲，泡网吧打游戏，父母却觉得儿子只是“还没找到方向”，每月拿出大半工资供养他，甚至不惜借钱满足他的各种要求。大二那年，林琳开发的一款软件获得了创新大赛一等奖，有一家公司出价五万元想买断她的专利。她兴奋地打电话回家，想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

电话是母亲接的，听完后第一句话是：“正好，你弟弟想买摩托车，还差三万，你把这钱打过来吧。”林琳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妈，这是我辛辛苦苦...”“辛辛苦苦什么？”母亲打断她，“没有我们养你，你能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