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上海，梅雨季来得比往年早。连绵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把老城厢的弄堂裹得密不透风。青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吸足了水汽，踩上去滑溜溜的，偶尔有人路过，鞋底碾过积水的声响，在狭窄的巷子里撞出细碎的回音。

林青芜蹲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半块啃剩的玉米饼，眼神黏在对面墙根下的蚂蚁窝上。那些黑褐色的小虫子扛着比身体大两倍的面包屑，沿着墙缝钻进钻出，像极了弄堂里忙忙碌碌的大人。她今年十二岁，个头刚到母亲周佩兰的肩膀，细瘦的胳膊上还留着上周帮母亲搬煤球时蹭出的擦伤，结了层浅浅的痂。

“青芜！发什么呆？去给你爸送碗绿豆汤！”周佩兰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裹着潮湿的水汽，带着常年累月的疲惫。青芜抬头，看见母亲正踮着脚，用竹竿把湿淋淋的床单往晾衣绳上挑。印着小碎花的布料被风吹得晃荡，擦过青芜的头顶，留下一股皂角的清苦味——那是母亲用最廉价的肥皂洗出来的味道，也是这个家最常见的气息。

青芜应了声，把玉米饼塞进衣兜，端起灶台上的搪瓷碗。碗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绿豆汤熬得稠稠的，飘着几粒没煮烂的豆子。她沿着弄堂往里走，路过张阿婆家门口时，听见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响，播的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咿咿呀呀的唱腔混着雨声，倒添了几分热闹。 

父亲林建国的修车铺在弄堂尽头，是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门面，门口支着个铁皮棚子，棚下堆着各种旧零件和轮胎。这里是弄堂里的“消息站”，每天都聚着几个下棋的老头，有的叼着烟袋，有的摇着蒲扇，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总能引发一场唾沫横飞的辩论。

林建国正蹲在地上，给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补胎。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腿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那是年轻时在工厂干活留下的。满手的油污蹭得脸颊上都有了黑印，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青石板上，瞬间就被雨水冲淡了。

“爸，喝口汤。”青芜把碗递过去，小心地避开他手上的油污。

林建国直起身，接过碗猛灌了两口，抹了把嘴，长长地叹了口气：“今天厂里又开会，说要裁人。我这手艺，以后怕是养不起你们娘俩了。”他的声音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神落在远处的弄堂口，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茫然。

青芜没接话，只是蹲在旁边帮他递工具。她知道家里难。母亲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十块，还要扣掉饭票钱；父亲以前在国营机械厂上班，三年前厂子效益不好，他主动辞了职，开了这个修车铺，挣的都是零碎钱，有时候一天下来，连买煤球的钱都不够。她的学费，是母亲攒了半年的私房钱，用手绢层层包着，藏在床板底下。

那天晚上，青芜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父母压低的吵架声。周佩兰的声音带着哭腔：“当初要不是你非要从国营厂出来开铺子，现在哪会这么难？人家老王还在厂里，每个月都有奖金拿！”林建国的声音闷闷的：“我不也是想多挣点吗？厂里那点死工资，够干啥的？” 

青芜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悄无声息地渗进粗布枕套。她想起白天路过学校时，看见宣传栏里贴的“三好学生”奖状，红色的纸壳在雨雾里格外显眼。她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第一，老师说她是考重点中学的好苗子。可她知道，家里的情况，能不能读完初中都是个未知数。她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挣很多钱，让爸妈不用再吵架，让这个家能安稳一点。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到了1993年。这一年，青芜十五岁，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上海市第三中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周佩兰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手都在抖，眼泪掉在纸面上，晕开了“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林建国特意关了修车铺，去巷口的卤味店买了半只鸭子，还打了二两黄酒，算是给青芜的奖励。 

开学前一天晚上，周佩兰把一个蓝布包塞到青芜手里。青芜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件新缝的的确良衬衫，一件白色，一件浅蓝色，针脚细密，领口还缝了圈小小的花边。包的最底下，压着一张五十块的纸币，崭新的，边角都带着温度。 

“在学校别省着，多买点吃的，别像在家里这么瘦。”周佩兰的声音有点沙哑，她伸手摸了摸青芜的头发，指尖粗糙得像砂纸——那是常年在纺织厂摸机器、在家洗衣做饭留下的痕迹。 

青芜攥着布包，眼眶发烫。她知道这五十块钱的分量：母亲每天中午在厂里吃食堂，只买最便宜的素菜，有时候甚至只啃两个馒头；父亲的修车铺最近生意不好，有好几次，他都跟邻居借钱买零件。这五十块，是母亲攒了三个月的私房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妈，我有钱，您留着吧。”青芜把钱往回塞。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周佩兰把她的手推回去，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在学校好好读书，别惦记家里，爸妈能照顾好自己。” 

高中的日子是苦的，却也是青芜最充实的时光。学校离弄堂很远，她每天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天不亮就起床，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拥挤的车厢里找个角落，掏出英语课本背单词。晚上宿舍熄灯了，她就躲在走廊的路灯下做题，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斑驳的墙壁上。 

她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三，数学和英语尤其好。班主任王老师很喜欢她，经常把她叫到办公室，给她补额外的功课，还偷偷塞给她几本习题册：“青芜，你是个好苗子，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青芜把王老师的话记在心里，学习更拼命了。她很少回家，只有每个月月底才回去一次，每次都给父母带点在学校食堂买的馒头——她知道父母舍不得吃白面。周佩兰每次都把馒头藏起来，等青芜走了，才跟林建国分着吃，一边吃一边说：“咱们闺女懂事了。”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比想象中更突然。1995年夏天，刚放暑假，青芜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出事了。她连夜从学校赶回家，刚进弄堂，就看见修车铺门口围了很多人，张阿婆在哭，几个邻居在议论着什么，语气里满是惋惜。 

青芜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她挤开人群，看见父亲躺在门板上，腿上盖着块白布，脸色苍白得像纸。周佩兰坐在旁边，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得像核桃，看见青芜，一下子就扑了过来：“闺女，你爸他……他被卡车砸了……” 

原来，那天上午，有个司机来修卡车，林建国蹲在车底下拧螺丝时，卡车的车厢突然滑落，正好砸在他的腿上。送到医院时，医生说腿骨已经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才能保命。 

“截肢”两个字，像一把重锤，砸得青芜头晕目眩。她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缴费单上的数字——五千块，那是这个家好几年的积蓄。她手里攥着母亲塞给她的几十块零花钱，手指都在抖。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一场噩梦。林建国在手术室里待了四个小时，周佩兰在外面哭了四个小时。青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借钱，可亲戚们也都不富裕，有的给十块，有的给二十，凑了半天，也只有几百块。最后，还是弄堂里的邻居们你一块我五块，凑了两千块，才勉强交了手术费。 

出院那天，林建国坐在轮椅上，脸色依旧苍白。他看着青芜，眼神里满是愧疚：“闺女，别上学了，早点找个工作，帮衬家里。你妈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 

青芜没说话，只是蹲在地上，给父亲擦了擦轮椅上的灰。轮椅是医院租的，每天要交五块钱租金，对这个家来说，又是一笔负担。她知道父亲的意思，也知道家里的情况，可她舍不得学校，舍不得那即将到来的高考，舍不得王老师说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天晚上，青芜失眠了。她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了在学校走廊路灯下做题的日子，想起了宣传栏里的奖状，想起了母亲缝的的确良衬衫。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打湿了枕巾。她知道，她的大学梦，碎了。 

第二天一早，青芜拿着退学申请去了学校。王老师看着她，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惋惜：“青芜，你再想想，就算家里难，我们也能想办法。学校有助学金，我也能帮你凑学费。” 

“王老师，谢谢您。”青芜的声音有点沙哑，“我爸需要人照顾，我妈一个人太累了。我不能再让他们操心了。” 

王老师没再劝她，只是在退学申请上签了字，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递给青芜——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青芜，就算不上学，也别放弃学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多读书，总能有办法。” 

青芜接过词典，紧紧抱在怀里。这本书，她后来保存了很多年，书页都被翻得卷了边，上面还留着王老师的字迹。 

离开学校的那天，青芜走了很久。她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回弄堂，路过学校门口时，她停下脚步，看着里面熟悉的教学楼，听着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阳光刺眼，把她的影子拉得很短，像极了她那段短暂而又充满遗憾的高中时光。

回到弄堂，青芜把退学申请藏了起来，没敢告诉父母。她怕他们难过，怕他们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从那天起，她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帮父亲看修车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挑水、买菜、做饭，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 

周佩兰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她偷偷跟林建国说：“都怪咱们没本事，耽误了闺女。” 

林建国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愧疚。他知道，女儿心里有多苦，可他也没办法，这个家，只能靠女儿撑起来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平淡而又艰难。青芜每天都在修车铺帮忙，给父亲递工具，给客人递水，偶尔也学着补自行车胎。她的手上渐渐有了茧子，皮肤也晒黑了，再也不是那个在学校里穿着的确良衬衫、抱着书本的小姑娘了。 

可她没忘记王老师的话，没放弃学习。每天晚上，等父母睡着了，她就会拿出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在昏暗的灯光下翻几页，记几个单词，看几篇文章。她知道，就算不上学，她也要努力，也要像弄堂里的青苔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