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我是穿越了，而且正很不科学地，在长征的路上，卖烤红薯。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也别问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因为就在半分钟前，我已经经历完了震惊、恐慌、掐自己大腿、再到被迫接受现实的全过程。现在，我正穿着一件亮黄色的长款羽绒服，蹲在一个怎么看都像是二十一世纪夜市小摊标配的不锈钢烤炉前，而我的面前，是一支正在泥泞山路上艰难行进的队伍。他们衣衫褴褛，每个人的灰色军装上都布满了补丁和污泥。他们面黄肌瘦，颧骨高高地凸起，嘴唇干裂得像是要烧起来。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眼神却像是黑夜里的星星，亮得惊人，里面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坚韧的东西。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把羽绒服的拉链一直拉到下巴。炉子里烤得滚烫的红薯散发出带着焦香的甜腻气味，在这片只有风声和脚步声的荒芜大山里，这味道简直就是一种罪恶的诱惑。果然，队伍里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小战士，再也挪不动步子了。他停下来，一双清澈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烤炉，喉结上下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然后拼命地咽了一大口口水。他身边的战友发现他掉队了，回头推了他一下，低声催促道：“大山，快走！别掉队！”他才像从梦里惊醒一样，猛地回过神，一张黝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快走了两步，准备跟上队伍。“哎，那个小同志！”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鬼使神差地就开了口。

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山路上显得格外突兀，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齐刷刷地朝我看来。

几十道混杂着警惕、疑惑和好奇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那个叫大山的小战士更是一愣，回过头，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两只手紧张地抓着自己的衣角。我心里也发怵，但看着他那副快要饿哭了的模样，心一下子就软了。我不再多想，从炉子里用火钳夹出一个最大最烫、烤得滋滋冒油的红薯，用一张不知从哪摸出来的油纸快速包好，顶着所有人的目光，朝他递了过去。“来，拿着，热乎着呢，垫垫肚子。”我的声音因为紧张有点发飘。他彻底呆住了，看看我手里热气腾腾的红薯，又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队伍前方一位看起来像是干部的中年军人，两只脚像是钉在了地上，完全不敢动。那个中年军人迈开步子，朝我走了过来。他比那个小战士高一些，身板挺得笔直，但同样瘦得厉害，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他走到我面前，先是警惕地上下打量了我一遍，我的羽绒服，我的烤炉，都让他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

“老乡，你这是……”他的声音带着长时间缺水和疲惫造成的浓重沙哑。

“我……我卖烤红薯的。”我指了指我的不锈钢烤炉，这个理由我自己都觉得扯淡得离谱。

谁会在荒山野岭的长征路上干这个？“卖？

”他看了一眼那个叫李大山的小战士快要冒绿光的眼睛，又看着我手里香气四溢的红薯，脸上露出一丝浓重的为难和尴尬，“我们……我们没有钱能给你。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说得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原则性。“不要钱，不要钱！

”我急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李大山面前，直接把滚烫的红薯往他怀里一塞，“送你们的！天这么冷，吃个热乎的暖暖身子总是好的！

”红薯滚烫的温度透过薄薄的油纸传来，李大山浑身猛地一哆嗦，像是被烫着了，又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砸懵了。他手忙脚乱地捧着那个比他拳头还大的红薯，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巴张了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连长……”他求助似的看向那个中年军人，声音里带着哭腔。

被称为“王连长”的男人沉默了。他看着李大山那副可怜又渴望的样子，又看看我这个浑身都透着古怪的“老乡”，最后目光又落在了我那个明显不属于这个时代、亮得反光的烤炉上。

他的眼神里有太多的情绪，有疑惑，有警惕，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疲惫和挣扎。许久，他终于还是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对李大山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我，郑重地说：“那……谢谢你了，老乡。”说完，他转过身，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举动。他从自己那件已经缝了不知道多少个补丁的军装上，小心翼翼地解下了一颗纽扣，然后转身，用一种极其严肃和郑重的姿态，将那颗纽扣递到了我的面前。“我们眼下实在没什么东西能给你。这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务必收下。”他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就当……就当是用它跟你换的。

”那是一颗最普通的布纽扣，已经被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上面甚至还有裂纹。

可是在他递过来的时候，我却觉得它有千斤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了血丝但无比真诚的眼睛，所有的客气和拒绝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我知道，这不仅是一颗纽扣，这是一个军人的尊严和原则。

我只好伸出冻得有些僵硬的手，接过了那颗纽扣。见我收下，王连长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放松的表情。我心里一酸，转身又从炉子里夹了三个最大的红薯出来，用油纸包好，不由分说地塞到了他手里。“连长，你也吃！还有受伤的同志，大家……大家都有！”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冲着队伍大声喊了一句。那些原本默默赶路、强忍着饥饿的战士们都停了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那眼神里有渴望，有惊讶，有不敢相信，像一群饥饿的小兽，小心翼翼地探寻着温暖的来源。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年轻，很多人的脸上还带着稚气，可那身板却挺得像山里最倔强的青松。那天，我把一炉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仿佛永远也烤不完的红薯，都送了出去。战士们拿到红薯，没有一个人狼吞虎咽。他们都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先是把滚烫的红薯紧紧地揣在怀里，贪婪地汲取着那点温暖，暖着冻僵的手和冰冷的胸膛。

然后才一点一点地、无比珍惜地小口吃着，仿佛要把那点香甜的味道，永远地刻在记忆里。

王连长没有立刻吃，他拿着分到的红薯，快步走到队伍后面。那里，一个脸色苍白的伤员正被战友背在背上，因为发着高烧，嘴里还在说着胡话。

王连长小心地剥开红薯皮，把一小块温热的、软糯的薯肉，递到了那个伤员干裂的嘴边。

“小张，醒醒，吃点东西，垫垫肚子才有力气。”他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

那个叫小张的伤员在昏迷中闻到了食物的香味，才勉强睁开一条眼缝，看到是连长，他虚弱地摇了摇头，气息微弱地说：“连长……你吃……我不饿……留着……”“这是命令！

”王连长把那一小块红薯喂进他嘴里，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吃了它，活下去！”我蹲在我的烤炉边，看着这群人，看着他们把一份小小的温暖郑重地分给身边最需要的战友，心里说不出的酸涩和震撼。

队伍继续前行，而我，这个不合时宜的烤红薯摊主，也自然而然地跟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我的不锈钢烤炉出奇地好用，推起来毫不费力，仿佛它自己长了脚，总能不远不近地跟上队伍的步伐。最开始的两天，除了分发烤红薯，我和战士们几乎没有交流。他们对我充满了敬畏和感激，却又因为纪律和我的“神秘”而保持着距离。他们会默默地接过红薯，对我露出一个羞涩而真诚的笑容，然后迅速回到队伍里。只有那个叫李大山的年轻战士，每次都会多停留一会儿，一边小心翼翼地啃着红薯，一边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打量我。

“姐，”他终于在第三天忍不住开了口，那声“姐”叫得自然又响亮，“你这炉子真奇怪，亮得都能照出人影儿来。是铁打的吗？可俺瞅着又不像。”我愣了一下，看着他指着烤炉不锈钢外壳上的倒影，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新奇模样，忍不住笑了。“算是吧，一种很特别的铁。”“真厉害！”他由衷地赞叹着，然后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满足地咂了咂嘴，“姐，你烤的红薯是俺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比地主家过年吃的白面馒头还香！”他的话引来了周围几个年轻战士的善意哄笑。

一个脸上有几颗雀斑的战士打趣道：“大山，瞧你那点出息！你就知道白面馒头！

”李大山也不生气，憨厚地挠了挠头：“白面馒头就是最好吃的！等革命胜利了，俺要天天吃！顿顿吃！”“没志气！”另一个战士说，“等胜利了，我要回老家娶我那等了我三年的媳妇儿！”“我要分田地！种自己的地，再也不给地主当牛做马！

”年轻的战士们因为一个烤红薯带来的饱足感而暂时忘记了疲惫和饥饿，叽叽喳喳地讨论起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梦想那么朴素，朴素到让我这个来自未来的人感到一阵阵心酸。王连长从队伍前面走了过来，他没有呵斥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脸上也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意，虽然那笑意转瞬即逝，快得让人抓不住。他走到我身边，目光落在我那依然冒着热气的烤炉上。“老乡，这几天，多亏你了。

队伍里的士气都高了不少。”“没什么，举手之劳。”我轻声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举手之劳。”他看着我，眼神无比郑重，“这是救命的粮食，是能让人活下去的希望。

”他顿了顿，又问：“冒昧问一句，老乡……你这红薯，还有多少？”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担心我的“存货”会耗尽，担心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只是昙花一现。我拍了拍烤炉，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笑容：“放心吧，王连长，管够。只要大家需要，我的红薯就一直有。”我撒谎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炉子里的红薯到底从何而来。它就像一个变魔术的箱子，我每天从里面拿出几十个，可第二天打开，里面依然是满满一炉烤得恰到好处的红薯。

王连长听了我的话，虽然眼神里依然有困惑，但紧绷的肩膀却明显放松了下来。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只是轻声说：“大家会记着你的好的。”从这天起，我和战士们之间那层无形的隔阂似乎被打破了。

他们不再仅仅把我当成一个提供食物的神秘人，而是一个可以倾诉和交流的“老乡姐姐”。

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围在我的烤炉边取暖，跟我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知道了李大山家里是佃农，父母累死累活一年，也交不起地主的租子。他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参军，就是为了家里人能少一张吃饭的嘴，更是为了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革命胜利后能分到五亩地，然后娶个像村头豆腐西施一样好看的媳妇儿，生一群娃，再也不让他们挨饿。

我还认识了那个脸上有雀斑的战士，他叫刘明，大家都叫他“小算盘”，因为他算术特别好，是连里的文书。他参军前是个杂货铺的学徒，每天被掌柜的打骂。

他说他没想过娶媳妇分田地，他就想等胜利了，能去“洋学堂”，学好多好多的知识，用知识改变命运。还有一个叫小兰的女卫生员，她总是第一个跑来帮我给伤员分红薯。

她个子小小的，背着一个沉重的药箱，在队伍里穿梭。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当一名真正的医生，不是这种只能用草药和绷带的战场卫生员，而是能穿着雪白的褂子，在窗明几净的大医院里，用最好的药，救死扶伤的西医。

她每次说起这个梦想，眼睛都亮得吓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却又无比真挚的梦想。他们跟我讲着对未来的憧憬，仿佛那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就在不远的前方，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下，再多走一步，就能触摸到。那光芒，比我烤炉里的炭火还要炙热，还要明亮，温暖着我这个来自未来的、孤独的灵魂。但有时候，我也会看到另一面。那天夜里，队伍在一处破庙里宿营。我照例烤好了一炉红薯，但分发的时候，却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连长的警卫员，一个总是沉默寡言、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年轻人，叫陈浩。我问李大山：“陈浩呢？

怎么没见他来拿红薯？”李大山的表情一下子黯淡了下来，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陈浩哥……他……今天下午过河的时候，为了拉一个快被冲走的战友，自己没站稳……牺牲了。”我的心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拿着火钳的手都开始发抖。

牺牲了。这么一个鲜活的、昨天还在跟我说等胜利了要回家看爹娘的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被这两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我下意识地寻找王连长的身影。

他正一个人坐在破庙最远的角落里，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在黑暗中微微地颤抖。

他没有哭出声，但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伤，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人心碎。

我默默地夹了一个烤红薯，用油纸包好，走过去，轻轻地放在他身边。他没有回头，用沙哑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他不该死的……他才十九岁……”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任何语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默默地陪他坐着。许久，他才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那双总是沉着冷静的眼睛里，第一次充满了血丝和痛苦。

“老乡，你说，我们……真的能走到陕北吗？我们做的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那一刻，他的迷茫和动摇是如此真实，真实到让我无法呼吸。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战士们面前永远坚强如铁的男人，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无比清晰地知道历史的答案，我知道他们最终会走到，我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会在未来开出多么绚烂的花朵。可我，能告诉他吗？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只是把那个红薯又往他面前推了推，轻声说：“王连长，吃点东西吧。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的。”他看着那个滚烫的红薯，许久，才缓缓地伸出手，拿了起来。温热的触感似乎给了他一丝力量，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地、一口一口地，把那个红薯吃了下去。队伍继续在连绵不绝的大山里穿行。

天气越来越冷，寒风裹着雪沫子，像针一样扎在人脸上。

我身上的羽绒服已经是我能抵御严寒的极限，可战士们身上的单薄军装却好像感觉不到温度的变化。

他们依然穿着那身打满补丁的灰色军衣，脚上裹着破烂的布条，在及膝的雪地里艰难地跋涉。

我曾试图把我羽绒服里的一件抓绒内胆脱下来给队伍里年纪最小，才十五岁的“小萝卜头”，可那孩子怎么都不肯要，涨红着脸连连后退，说：“姐，俺不冷！俺是战士，不怕冷！

你穿着，别冻着了！”他瘦小的身体在寒风里像一棵脆弱的芦苇，可说出的话却掷地有声。

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队伍里有一个叫老周的战士，他的腿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一直是一瘸一拐地跟着。小兰每天都会帮他换药，那伤口血肉模糊，看上去很严重。可奇怪的是，这么多天过去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和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的伤口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没有发炎，没有感染，就始终保持着最初那个血淋淋的样子，仿佛时间在他的伤口上静止了。

还有李大山，他的手在帮炊事班劈柴时，不小心被斧子划开了一道大口子。当时鲜血直流，可他只是随便找了块布条包上。第二天我再看时，那道口子还在，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甚至连凝固的血迹都和昨天一模一样。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一直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打转。那天下午，我们翻过了一座光秃秃的山。

山顶有一棵形状很奇特的歪脖子松树，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还靠着那棵树歇了口气。

可是第二天傍晚，当我们筋疲力尽地准备找地方宿营时，我一抬头，赫然又看到了那棵一模一样的歪脖子松树，正静静地矗立在不远处的山顶上。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自己看错了，或者是遇到了两棵长得很像的树。

可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彻底击碎了我的侥幸。那个结了薄冰的河滩，那片被烧毁了一半的稀疏树林，那座塌了半边墙的土地庙……这些场景，我们反复地路过。

就像一个走不出循环的噩梦。我试图提醒他们。“王连-长，”我找到王建国，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惊慌，“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前天来过？

”王连长正对照着一张简陋的、手绘的地图，闻言，他抬起头，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肯定地说：“不可能，老乡。我们一直在往北走，方向没错。你看，地图上标得很清楚，过了前面那道山口，我们就能进入四川境内，离主力部队就更近了。

”他的表情那么笃定，那么充满希望，让我所有质疑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跑去问李大山：“大山，你不觉得这棵树很眼熟吗？”李大山正啃着红薯，闻言含糊不清地回答：“山里的树不都长得一个样嘛！姐，你别想那么多，跟着连长走，准没错！”他们好像毫无察觉。或者说，他们的认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