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夏夜是口密不透风的蒸笼，空气里绞着劣质蚊香的气息，混着隔壁出租屋飘来的油烟——该是炒了重油的青菜，油星子落在铁锅上的噼啪声还没散尽；楼下垃圾桶的酸腐气也钻进来，裹着烂菜叶与变质果皮的黏腻；再就是我身上褪不去的消毒水味，像层薄纱缠在鼻尖，闷得人连呼吸都要费些力气。板床在身下吱呀作响，凉席早被汗浸得发黏，贴在皮肤上，像块湿冷的布。腹侧那道二十厘米的疤，在闷热里隐隐作痛，不是尖锐的疼，是细针似的，一根接一根扎着肉里的神经，每回吸气都要扯着那处，逼得人忍不住蜷起身子。

疤的颜色比周遭皮肤深两个度，边缘还泛着淡红，是三年前手术缝针时留下的印子，也是我被家里人“牺牲”的凭据，摸上去能触到皮下浅浅的凸起，像条卧着的小虫子。

墙上钉着张泛黄的全家福，是三年前拍的。相纸边缘卷了角，被潮气浸得有些发脆。照片里，姐姐林娇穿条碎花连衣裙，领口缀着蕾丝，笑起来嘴角翘得正好，露出两颗小虎牙；父母坐在中间的藤椅上，手里捧着“社区模范家庭”的奖状，红底金字，亮得晃眼；我站在最边上，穿件洗得发白的圆领T恤，袖口卷了两圈，笑是挤出来的，嘴角僵着，眼睛里还藏着点没褪去的稚气——那时候总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是父母嘴里“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孩子，也信了他们说的“一家人要永远在一块儿”的话。

可如今，这个家早把我丢了。三年前，姐姐林娇查出尿毒症那天，母亲王秀兰在医院走廊就哭晕了过去，被人扶着坐在长椅上，头发乱得像团草，嘴里反复念着“我的娇娇怎么这么命苦”。父亲林国栋蹲在墙角，烟一根接一根抽，烟灰落了满裤腿，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连我走过去递纸巾，他都没抬眼。我站在旁边，心里又慌又怕，手攥着衣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们，只觉得空气里都是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冷得人发抖。直到回了家，父母突然双双跪在我面前。水泥地冰凉，硌得膝盖生疼，父亲抓着我的手，掌心粗糙，全是老茧，声音哽咽着：“小薇，你是你姐唯一的指望啊！医生说，直系亲属捐肾成功率最高，你跟你姐血型一样，你就救救她吧！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姐没了啊！”母亲趴在我腿上，哭声撕心裂肺，眼泪把我的裤子浸得湿了一片，像块凉透的冰：“小薇，妈知道这对你不公，可一家人就是要互相牺牲啊！你姐还年轻，还没嫁人，还没生娃，她的日子不能就这么断了！

你放心，以后爸妈一辈子疼你，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他们的眼泪烫得像开水，浇在我心上。那时候我才二十岁，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多少世面，心里装的全是“姐姐不能死”“要帮家里”的念头。看着父母憔悴的脸，听着他们一句句“我们会补偿你”的承诺，脑子一热，就点了头，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页，沙沙响，像根针在心上划。手术很成功。

姐姐林娇换上我的肾后，恢复得快，不到半年就出了院。出院那天，父母买了一大束粉玫瑰，花瓣上还沾着水珠，去医院接她，又请了亲戚朋友在馆子吃饭，庆祝她“重获新生”。

饭桌上，亲戚们都夸姐姐命好，说父母伟大，连服务员上菜时都跟着附和“您家真是和睦”。

没人提我肚子上的疤，没人问我术后疼不疼，连我夹菜时手有点抖，都没人留意——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姐姐被众人围着，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光彩，心里竟还生出点“值得”的念头，觉得自己总算为家里做了点事。可我没料到，那只是我悲剧的开头。术后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发高烧，腹侧的伤口红得发亮，肿了起来，疼得连路都走不了，只能躺在床上，盖着薄被，浑身冒冷汗。我给母亲打电话，想让她来照顾我几天，电话那头却传来她不耐烦的声音：“你怎么这么娇气？

不就是个小手术吗？人家别人做完第二天就能下地，你怎么还发烧了？肯定是你自己不注意，晚上踢被子着凉了！我跟你爸最近忙着给你姐介绍对象，没空过去，你自己去药店买点退烧药吃吧。”电话挂断的忙音，“嘟嘟”响着，像根针，扎破了我心里最后一点期待。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伤口反复发炎，红了又肿，肿了又破，每次换药都要疼出眼泪。免疫力也越来越差，稍微吹点风就感冒，干点重活就浑身乏力，连工厂流水线那种简单的活计都做不了——流水线的传送带转得快，我总跟不上，组长说了我两回，我就主动辞了职。后来只能打零工，帮人发传单、做家政，赚的钱刚够付月租三百块的出租屋房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连买水果都要犹豫半天。

父母起初还来送过几次饭，每次来都唉声叹气，抱怨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好好的身体怎么就养不好”。母亲把饭盒放在桌上，语气里带着嫌弃：“你看你这屋子，乱得像猪窝，也不知道收拾收拾。”父亲则坐在床边，抽着烟，说：“早知道你身体这么差，当初就该再想想。”后来，他们来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我给他们发微信，消息石沉大海；打过去，听到的永远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微信被拉黑了，电话也成了空号——他们是彻底把我从他们的生活里抹掉了，像抹掉一张没用的废纸。

我攒了半个月的钱，买了袋苹果，想去他们的新家看看。站在紧闭的防盗门前，我敲了半天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凑到猫眼上往里看，隐约看到母亲王秀兰的身影，她也看到了我，慌乱地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压低声音，隔着门对我喊：“小薇，你怎么来了？

你姐刚生完孩子，身子弱，见不得你这病怏怏的样子，不吉利！你快走吧，别再来添乱了！

我们家现在挺好的，不需要你操心！”我站在门外，手里的苹果袋“啪”地掉在地上，苹果滚了一地，有的磕出了坑。夏日的阳光刺眼，照在身上却没半点暖意，我只觉得浑身冰冷，像是掉进了冰窖。那一刻才明白，父母嘴里的“互相牺牲”，从来都只有我一个人在牺牲。他们用我的肾救了姐姐，用我的健康换了姐姐的“幸福生活”，然后就把我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连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高烧和肾衰竭的并发症越来越重，我躺在出租屋里，意识一天比一天模糊。弥留之际，老旧的电视机还开着，里面在播本地新闻，女主持人的声音温柔，透过嘈杂的电流声传过来：“我市市民林国栋、王秀兰夫妇，为救尿毒症女儿，劝说小女儿捐肾，一家人不离不弃，谱写了感人至深的亲情篇章……”真讽刺啊。我想笑，嘴角却只能扯出个难看的弧度，喉咙里像堵着棉花，发不出声音。眼前渐渐发黑，耳边的新闻声越来越远，最后彻底消失在黑暗里，连带着身上的疼，都一并没了。再睁眼时，刺目的白炽灯晃得眼睛生疼，熟悉的哭声在耳边响着。我猛地眨了眨眼，适应了光线后，才发现自己坐在家里的旧沙发上——不是城中村的出租屋，是三年前我们一家人住的老房子，沙发还是母亲结婚时买的，米色的布面，扶手上有块洗不掉的油渍。“……小薇，爸知道这难，可你是她唯一的亲妹妹啊！你姐要是没了，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姐死啊！”熟悉的话语，熟悉的哭腔，像把锤子，狠狠砸在心上。

我僵硬地低下头，看见父亲林国栋蹲在我面前，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膝盖，指节泛白，眼眶通红，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眼泪，连鬓角的白发都看得清楚。母亲王秀兰站在一旁，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巾，一边抹眼泪，一边往我手里塞：“小薇，妈知道委屈你了，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要互相帮衬啊！你姐还这么年轻，她的人生还长着呢，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救救她吧！”我手里攥着那张纸巾，指尖传来纸张粗糙的触感，纤维蹭着皮肤，有点痒。这一幕，和三年前一模一样，连母亲纸巾上的香水味，都是我熟悉的廉价花香。我猛地抬起头，看向墙上的日历——红色的数字印得清清楚楚：2021年6月15日。正是三年前，姐姐林娇确诊尿毒症，刚从医院出院回家的第二天！桌上放着一叠厚厚的体检报告，最上面那张印着姐姐林娇的名字，诊断结果那一栏，“尿毒症”三个字用黑体字印着，刺眼得让人不敢多看。旁边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玻璃杯壁上沾着水珠，沿着杯身往下滑，在桌上留下一小圈水渍——和前世一样，母亲就是用这杯水，让我润了润嗓子，然后在他们的眼泪攻势下，懵懂地点了头，走上了那条毁了自己的路。

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像要撞破肋骨跳出来，震得胸口发疼。恨意像疯长的毒藤，瞬间缠上四肢百骸，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不能答应”“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死死咬着下唇，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舌尖发麻。

前世临死前的痛苦、父母的冷漠、姐姐的光鲜亮丽，一幕幕在脑子里闪，像刀子一样割着心。

我差点就要脱口而出“我不捐”，可话到嘴边，又被我硬生生咽了回去——我太了解我的父母了，他们是那种典型的“道德绑架高手”，要是我直接拒绝，他们会立刻撒泼打滚，哭天抢地，说我“冷血自私”“白眼狼”，再找遍所有亲戚，把我塑造成“见死不救”的坏人。到时候，亲戚的指责、邻居的议论，会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他们甚至会用断绝关系威胁我，最后我还是得捐肾，还是会被抛弃。

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我得答应，但结局，必须由我来改。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翻涌的情绪，然后抬起眼，任由早就酝酿好的泪珠恰到好处地滚下来——要谢谢前世那几年的苦，让我学会了用眼泪伪装自己，知道怎么哭才显得委屈，怎么说才显得懂事。

我的声音带着哽咽，听起来既委屈又坚定：“爸，妈……别说了。那是我姐，她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我怎么能不救她？”我反手握住父亲的手，指尖能摸到他掌心的老茧和颤抖。我看着他的眼睛，表情带着点“壮烈”，一字一句地说：“我去做配型！只要配型成功，只要能救我姐，这个肾，我捐！

”父亲听到我的话，眼睛瞬间亮了，像点了灯，他激动地拍了拍我的手背：“小薇！

我的好女儿！爸就知道你最懂事！你放心，爸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母亲也破涕为笑，上前抱住我，手里的纸巾擦了擦我的脸，带着点粗糙的摩擦感：“太好了！小薇，你真是妈的好女儿！你姐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特别感激你的！”我靠在母亲怀里，闻着她身上熟悉的洗衣粉味道，心里却一片冰冷。感激？前世我捐了肾，也没见她有多感激，不过是出院时说了句“谢谢妹妹”，后来就再没提过。我轻轻推开母亲，擦干脸上的眼泪，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妈，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做配型啊？我想早点知道结果，早点让姐好起来。”“明天！明天我们就去医院预约！”父亲立刻说，脸上满是急切，仿佛怕我下一秒就反悔。我点点头，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好，明天就去。

但这一次，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食其果”。配型体检定在三天后。这三天里，家里的气氛异常“温馨”，温馨得让人觉得假。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今天炖鸡汤，油花浮在汤面上，黄澄澄的；明天煮鱼汤，放了姜片，鲜得很；后天又做红烧肉，块头大，裹着浓油赤酱，每一顿都把最大的鸡腿、最肥的鱼肉夹给我，筷子碰着碗沿，发出“当当”的响，嘴里还不停地念：“小薇，多吃点，补补身体，明天体检才能顺利。你这孩子，平时就不爱吃肉，这次为了救你姐，可得多吃点，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前世，我还以为母亲是真心疼我，感动得眼泪汪汪，每一顿都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光。可现在，我看着碗里肥腻的鸡腿，只觉得恶心，胃里翻江倒海。这哪里是心疼我，分明是在“投资”——他们怕我身体不好，影响配型结果，怕我到时候“掉链子”，所以才用这些油腻的食物“讨好”我，让我乖乖听话，像喂猪一样，把我喂得壮实点，好取走想要的东西。我强忍着恶心，乖巧地把鸡腿啃完，骨头吐在碟子里，摆得整整齐齐，又把鱼汤喝干净，然后笑着对母亲说：“妈，你做的饭真好吃，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母亲笑得眼睛都眯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妈天天给你做。

”深夜，所有人都睡熟了。我悄悄起身，踮着脚尖走出房间，拖鞋蹭着地板，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客厅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落在地板上，像块碎银子，照亮了桌上的水杯。我轻手轻脚地溜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里面的牛奶，“咔嗒”一声，冰箱门的响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屏住呼吸，听了听，没动静，才敢把牛奶拿出来，假装是起来喝牛奶，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我早就观察过了，父亲林国栋有长期饮酒的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喝半斤白酒，酒杯是青花瓷的，上面印着“福”字，他总说“男人哪能不喝酒”。他还特别爱吃油腻的食物，红烧肉、油炸食品，几乎顿顿都少不了，母亲劝过他几次，说“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他也不听，还说“不吃肉哪来的力气干活”。每年体检，医生都会提醒他血脂偏高，血糖也在糖尿病前期边缘，让他少喝酒、少吃油腻，可他从来不当回事，把医生的话当耳旁风。这就是我的机会。我从厨房柜子的最深处，翻出了母亲藏起来的糖罐和一大盒黄油。糖罐是玻璃的，透明的，里面装满了白砂糖，颗粒分明，还是过年的时候买的，一直没怎么用，罐口蒙了层薄灰；黄油是进口的，包装上印着外文，脂肪含量高达85%，是母亲特意给姐姐买的，说要给姐姐补充营养，结果姐姐嫌腻，一直放在柜子里没动，黄油已经有点软化了，捏起来软软的。

我把黄油放进微波炉，按了一分钟，“叮”的一声，黄油很快融化成了液体，金黄的，冒着热气，散发出浓郁的奶香味。我把融化的黄油倒进一个玻璃杯子里，然后打开糖罐，往杯子里加了足足五大勺白砂糖，勺子搅着，发出“沙沙”的声，直到白砂糖和黄油完全混在一起，变成一杯极其浓稠、甜腻得发齁的“特饮”，勺子提起来，都能拉出丝。搅拌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深夜里，还是显得有些突兀。我屏住呼吸，侧耳听了听父母房间的动静，只有父亲均匀的鼾声传来，呼哧呼哧的，像头老黄牛，心里才松了口气。我端着杯子，轻轻推开父母卧室的门。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刚好落在父亲的脸上，他的眉头皱着，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他睡得很沉，嘴巴微微张着，还在小声地打鼾，口水差点流到枕头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蹲在床边，用一只手轻轻扶起他的头，另一只手端着杯子，把杯口凑到他的嘴边，一点点地把那杯“特饮”给他灌下去。父亲迷迷糊糊地吞咽了几口，喉咙动了动，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东西，这么甜”，然后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又继续睡了过去，鼾声还带着点甜腻的余味。我看着杯子里还剩下一点“特饮”，干脆也凑到母亲嘴边，她咂了咂嘴，无意识地咽了下去，眉头皱了皱，却没醒。做完这一切，我把杯子拿到厨房洗干净，水流轻轻冲着杯壁，冲掉残留的甜腻，再放回原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在墙上投出一道细影。我知道，短时间内灌下这么多糖和脂肪，足够让父亲明天的空腹血常规和肾功能指标乱了套，尤其是血糖和血脂，肯定要超出正常范围。HLA配型虽说是看基因，但身体状态的波动总能搅起点波澜，我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意外”。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医院。路上，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不停地揉着太阳穴，抱怨道：“昨晚不知道怎么回事，睡得沉得很，今早起来头晕得厉害，嘴里还发甜，这体检真是折腾人。”母亲也在后排揉着额头，附和着：“我也是，早上起来浑身没力气，许是昨晚没睡好。”我坐在旁边，假装关切地说：“爸，妈，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别担心，就是个体检，很快就好。

”父亲哼了一声，没再说话，眼神却飘向窗外，满是不耐烦。到了医院，我们按医生的要求，抽血、做B超、查心电图。抽血的时候，我故意皱着眉，把胳膊往护士面前递的时候，手还轻轻抖了一下，装出害怕的样子。母亲在旁边看着，还摸了摸我的头：“小薇真勇敢。

”我抬头冲她笑了笑，眼底却没什么温度。全程我都配合得极好，让他们觉得我是真的“一心想救姐姐”，半点破绽都没露。一周后去拿配型结果，医生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报告，表情有些微妙。他推了推眼镜，先看了我一眼，又转向父亲，开口道：“家属们，配型结果出来了。理论上直系亲属配型概率高，手术成功率也大，但是……”他顿了顿，把报告递给父亲，指着上面的数字，“林国栋先生，您的几项关键指标，尤其是HLA配型点和交叉配型结果，显示您才是与林娇最匹配的，相容性高达95%以上，移植后排异风险最低，是最佳供体人选。”父亲接过报告，手指都在抖，眼睛瞪得溜圆，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半天，嘴里喃喃着：“怎么会……怎么会是我？我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怎么可能是最佳供体？”医生又看了我一眼，补充道：“反而是林薇，匹配度只有80%左右，虽然也符合移植条件，但从医学角度看，排异风险比林先生高很多。

为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和术后恢复，我们强烈建议由匹配度更高的供体捐献。

”办公室里一下子静了，连空气都像凝固了。父亲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刚才还挂在脸上的“父爱如山”的慷慨，瞬间冻住，换成了慌慌张张的神色，手攥着报告，指节都泛了青。母亲赶紧凑过去看，嘴巴张着，看看医生，又看看父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嘴唇动了动，却没声音。“不……不可能吧医生？是不是搞错了？”父亲的声音发干，像砂纸磨过木头，他抬起头看着医生，眼神里满是祈求，“我真的不行啊医生！我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身体底子差，要是捐了肾，我肯定活不了多久了！你们再好好看看，是不是把报告弄混了？”医生摇了摇头，语气很坚定：“林先生，数据不会错，我们已经反复核对过了。您目前的肾功能还在安全范围内，只要术前调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