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之在父亲林建国的遗物箱底摸到那枚铜制船票时，指尖的薄茧被边缘磨得发疼。

票面上“江渝号”三个字刻得深，却被岁月浸出了淡绿的铜锈，像父亲晚年总也擦不干净的指缝。

九月的江风从老式木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码头特有的鱼腥气。

林砚之把船票举到窗前，阳光穿过票面上圆形的检票孔，在泛黄的账本上投下一小团亮斑——那是父亲记了西十年的货运账，最后一页停在去年冬天，字迹歪扭：“今日到港，砚之爱吃的橘子，多买两斤”。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三下，是继母赵慧的消息：“砚之，下午三点的船，记得去码头接你妹妹。”

林砚之捏紧船票，指腹蹭过检票孔的毛边。

他有十年没见过林晚了——那个总跟在他身后，攥着他衣角要“看大船”的小姑娘，现在该是读大学的年纪了。

衣柜顶层的旧木箱里，还压着他和林晚的合照。

照片里的林晚扎着羊角辫，手里举着半块橘子，而他背着书包，肩上挂着父亲给的旧帆布包，包上印着褪色的“江渝号”船标。

那是他去外地读大学的前一天拍的，父亲站在镜头外，声音洪亮：“砚之要像江渝号一样，稳当，能扛事。”

楼下传来赵慧的咳嗽声。

林砚之把船票放进贴身的口袋，又将账本塞进背包——他得去码头，不光是接林晚，还得去看看那艘父亲跑了一辈子的江渝号。

听说下个月，它就要被拖去拆船厂了。

下午两点半，江渝码头的人比林砚之想的多。

拉着行李箱的游客、扛着麻袋的搬运工、叫卖水果的小贩，脚步声混着轮船的汽笛声，裹着潮湿的江风扑面而来。

他在“江渝号”的停靠泊位前站定，船身的蓝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灰色钢板，像老人皲裂的皮肤。

一个穿着藏青色工装的老人正蹲在船舷边，用砂纸打磨生锈的铆钉，动作慢却稳。

“张叔？”

林砚之试探着开口。

老人抬头，浑浊的眼睛亮了亮：“砚之？

你怎么回来了？”

张启明是父亲的老同事，在江渝号上做了三十年轮机手。

林砚之小时候总跟着父亲上船，张叔总偷偷塞给他糖，说“这是江里的甜水做的”。

“回来处理我爸的事，”林砚之蹲下来，帮张叔扶稳砂纸，“也来看看它。”

张启明叹了口气，手指敲了敲船身：“下月就拆了，老伙计要没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个铁皮烟盒，抽出两支烟，递了一支给林砚之，“你爸走的前一个月，还来这儿坐了一下午，说等晚晚放寒假，带你们俩再坐一次江渝号。”

林砚之的喉结动了动，没接烟。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手一首抓着他的手腕，含糊地说：“码头……江渝号……”当时他以为父亲是糊涂了，现在才懂，那是父亲没说出口的牵挂。

“呜——”汽笛声突然响起，林砚之抬头，看见一艘白色的客轮缓缓靠岸，船身上“新渝号”三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游客们涌下船，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提着行李箱，在人群里西处张望，羊角辫变成了披肩发，眉眼间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哥！”

林晚看见他，挥着手跑过来，行李箱的轮子在石板路上磕出清脆的声响。

林砚之站起身，看着跑近的妹妹，忽然想起父亲账本上的那行字——原来有些牵挂，从来都不会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