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钱，我在龙蛇混杂的城中村，和一个哑巴合租。

他很穷，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白天在餐厅洗盘子，晚上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从不给我添麻烦。

我以为他是个老实人。

直到有一天深夜，我被一阵奇怪的响动惊醒。

睁开眼，看到他竟然赤着上身，跪在了我的床边。

月光下，他削瘦的脊背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狰狞伤疤。

我吓得不敢出声，只能紧闭双眼，假装熟睡。

随后，我感觉到床垫的一侧，轻轻地陷了下去。

他爬上了我的床。用他那滚烫的胸膛，紧紧地贴着我的后背。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胸口狂乱的心跳，和他身上传来的，淡淡的烟草以及…血腥的味道。

从那天起，他每晚都来。

为了每个月能从牙缝里挤出八百块钱寄回家里，我愿意把自己扔进地狱。

而我眼前的这条巷子，就是地狱的入口。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稠的，由隔夜饭菜、生活垃圾和下水道返上来的潮气混合而成的怪味。

脚下的水泥地永远是湿漉漉的，踩上去黏腻腻，墙角堆着发黑的泡沫箱，几只肥硕的苍蝇在上面嗡嗡盘旋。

“别看外面差点，里面可以的！”

带我来看房的中介是个油腻的中年男人，他挺着啤酒肚，艰难地在前面开路，嘴里的话比脚下的路还滑。

我没说话，只是捏紧了口袋里那把用来防身的美工刀。

这栋楼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黑黢黢的楼道里，声控灯时好时坏，每上一层，墙上的色情广告就多上几张。

出租屋在五楼，一个两室一厅的老破小，被房东用薄薄的石膏板，隔出了一个根本不通风的次卧。

我租的是主卧，带一个摇摇欲坠的阳台，月租一千二。

“小苏啊，你看这价格，打着灯笼都难找！”中介推开主卧的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我没看房间，目光越过他，投向了客厅。

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

那应该就是我未来的室友。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领口都起了毛边的旧衬衫，正低着头，专注地用一把小刀削着什么东西。他很瘦，脊背微微弓着，像一只蜷缩起来的虾。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他削东西的动作停了一下，但没有抬头。

“喏，这就是你室友，姓沈。”中介见我看他，立刻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带着炫耀和施舍的语气说，“是个哑巴，不会说话的。”

哑巴？我的心猛地一跳。

“人老实得很，就在后面那个大排档洗盘子，一天到晚不吭声，绝对不惹事！”中介拍着胸脯保证。

“你一个女孩子家，跟这种人合租，最安全不过了！”

我看着那个依旧低着头的男人，心里飞快地盘算着。

哑巴，穷，干的是最底层的体力活。

这意味着，他大概率没什么威胁。

而一千二的房租，比我之前看的任何一间，都便宜了整整八百块。

八百块，是我爸一个月的药钱。

我深吸了一口这屋里混杂着霉味和油烟味的空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租了。”

签合同，交押金，我用最快的速度，搬进了这个地狱的底层。

事实证明，中介这次，没有完全骗我。

我的哑巴室友，沈夜，果然像个透明人。

合租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他每天早出晚归，走路永远没有声音，也从不踏入我的房间半步。

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是贴在冰箱门上的一张便利贴。

上面用最简单的字，划分了各自的卫生区域和水电费。

他的字，和他的人一样，瘦削，沉默。

我在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做实习生，加班是家常便饭。

无论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多晚回来，推开门，总能看到客厅里给我留的那盏昏黄的小夜灯。

那点微弱的光，像一颗舍不得熄灭的星星，照亮了我回家的路，也驱散了楼道里那些黏腻的黑暗和恐惧。

有一次，我生理期疼得在床上死去活来，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门，赫然发现门口的鞋柜上，放着一袋崭新的红糖，和一包还没拆封的暖宝宝。

我的心脏，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我开始觉得，他也许，真的是个好人。

一个和我一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沉默，善良的好人。

我甚至觉得，能和这样一个安静到不存在的人合租，是我的幸运。

直到，夏天来了。

南方的夏天，潮湿，闷热。

我们这个没有空调的老破小，到了晚上，就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

墙壁在散热，空气是凝固的，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一团热辣的湿气。

我根本穿不住那些棉质的睡衣，只能换上了一件几乎没什么布料的黑色吊带睡裙。

那裙子很短，堪堪遮住大腿根，两条细细的吊带松垮地挂在肩上，仿佛随时都会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