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我叫甄多余。这名字是我妈起的，带着刺骨的凉意。她说我出生那天，正赶上姐姐考了年级第一，爸爸升了车间组长。“双喜临门的日子，偏生了个多余的。

”她总是这么说，语气轻描淡写，却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家房子很小，两室一厅。姐姐独自一间，因为她是“家里的希望”，墙上贴满了奖状；弟弟和爸妈一间，因为他是“宝贝疙瘩”，床上堆满了玩具；而我，睡在楼梯拐角处——两个褪漆的长凳子架一块薄木板，帘子一拉，就是我的全部天地。

冬天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我蜷缩在单薄的被子里，数着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入睡；夏天闷热得像蒸笼，汗水浸湿了衣服，黏腻地贴在皮肤上。

但我从不敢抱怨，生怕连这块勉强栖身的角落都失去。姐姐的衣服永远是崭新的，裙摆飞扬像蝴蝶；弟弟的玩具堆成小山，电动火车呜呜地跑遍整个客厅。

我穿的是表姐淘汰的旧衣服，袖口总是短一截；玩的是弟弟玩坏的玩具，少了轮子的小汽车，掉了胳膊的娃娃。吃饭时，鸡腿总是先夹给弟弟，再给姐姐，最后如果有剩，才会到我碗里。

听着他们夸着弟弟聪明，姐姐优秀。“多余啊，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你是妹妹，你姐姐比你大，你要多做点。”这是我妈的经典台词，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一份“大礼”——一个洗得发白的布袋，里面塞着几件旧衣服。

我妈说隔壁嫂子要出去打工，你读书成绩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和她一起出去打工养活自己吧。我的心像是被什么攥紧了，涩涩地疼。我张了张嘴，想说这次考试我进步了十名，想说老师夸我作文写得好，可最终只是低下头，轻声说：“好。

”我拎着那个轻飘飘的布袋，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没有人送我，没有人问我钱够不够花。

关门的那一刻，我听见弟弟吵着要买最新款的游戏机，妈妈温柔地应着：“买，给我们宝贝买。”城市很大，很繁华，却没有一盏灯为我而亮。我住着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霉味。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呼吸是自由的——至少这里，没有人叫我“多余”。我拼命工作，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每一个机会。加班到凌晨是家常便饭，泡面成了最熟悉的晚餐。

我想证明自己不是多余的，想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回家，让爸妈为我骄傲一次，就一次。

但那个凌晨，心脏突如其来的绞痛让我从椅子上滑落。视线模糊前，我看到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3:47。连一句遗言都没能留下，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像一片羽毛落入水中，激不起半点涟漪。真可笑，连死亡都如此多余。再睁眼时，不是冰冷的停尸间，而是暖融融的怀抱。“俺家满丫头醒啦！

”女人的笑声洪亮温暖，像冬日里的阳光，粗糙却温柔的手掌摩挲着我的脸颊，带着老茧的触感奇异得令人心安。麦芽糖的甜香钻进鼻子，混着柴火的烟火气。我眨眨眼，看到一个面色红润的妇人正对着我笑，眼角堆起温暖的皱纹，眼睛里盛着满满的爱意，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光芒。“让阿爸抱抱！”一个憨厚的男人凑过来，胡茬蹭得我痒痒的，他身上的汗味和泥土气息奇怪地好闻。我被举得高高的，转着圈，头晕目眩却又忍不住咯咯地笑。我成了阿满，是这家被宠上天的小女儿。后来我知道，我还有个傻哥哥大我十二岁，总会偷偷塞给我晒得甜软的地瓜干，用粗糙的手掌揉乱我的头发，眼神憨厚而温暖。这一世，我第一次尝到“被爱”的滋味，那么浓烈，那么滚烫，烫得我心口发疼，眼泪止不住地流。

阿妈慌慌张张地擦我的眼泪：“满丫头咋哭了？哪儿不舒服？”阿爸急得团团转，哥哥跑去摘最新鲜的野果给我。原来被爱的时候，连眼泪都是珍贵的。我像棵没人管的野草，肆意地生长。在田埂上滚得满身泥，追着蝴蝶跑遍整个村子，把哥哥的草帽扔上树梢。

怎么疯，阿爸阿妈都只会笑着骂句“野丫头”，哥哥也只会挠挠头，再给我摘个最大的野果。

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连风都是自由的。家的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夏天开满白花，香得能飘出二里地。阿妈会蒸槐花糕，甜糯可口，我总能吃上一大盘，嘴角沾着碎屑，被哥哥笑话是“小花猫”。六岁那年夏天，隔壁空了好久的院子终于有了动静。搬家的车停在门口时，我正举着半块玉米啃得满脸渣。

一抬头，看见二楼窗缝里，飘着一抹雪白。那是个非常好看的孩子，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安静地靠在窗边。皮肤白得透明，睫毛长得像蝶翼，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太干净了，像庙里供着的玉菩萨，与这个尘土飞扬的村庄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融入这片天地，像一幅静谧的画。我抹了把脸上的玉米渣，仰头喊：“姐姐！你咋这么好看咧！

”管家爷爷笑得直捂嘴：“小阿满，这是小砚哥哥。

”我眨巴着眼瞅他——这么白、这么漂亮的人，怎么会是“哥哥”？往后十年，我在田埂上撒野，在河沟里摸鱼，把偷来的枣子塞给路过的大黄狗，他就一直在窗边看着，安静得像一尊雕塑。我闯祸时，他的白衬衫永远一尘不染；我笑得直打滚时，他的嘴角也只会轻轻抿一下，眼底闪过极淡的笑意。我总觉得他是个小哑巴，心里酸酸的，总想把他拉到太阳底下，让他也沾沾我的烟火气，看看这世界的鲜活。十岁生日那天，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我要把他从那个过于干净的房子里拽出来。我噔噔噔跑上二楼，推开他的房门。他正坐在窗前看书，阳光给他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连细小的绒毛都清晰可见。我二话不说，拽住他的手腕就往外跑。他的手冰凉，身子僵得像块木头，却没挣开我。阳光下，他白得几乎透明，像要融化在光里。

我把他拉到村头的老槐树下，神秘兮兮地从树洞里掏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我所有的“宝藏”——五彩的玻璃珠、光滑的鹅卵石、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标本。

“你看！这是我最宝贝的东西！”我献宝似的捧到他面前，眼睛亮晶晶的。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没有任何表情，可我发现他的目光在那些小玩意儿上停留的时间格外长。

我又指着槐树根部一道深深的划痕：“你看！刘二胖欺负小花，我把他揍哭了！

这是他阿妈找上门时，我慌不择路撞的！”语气里带着小小的骄傲。他还是不说话，可我感觉到他被握着的手，悄悄松了些，甚至微微回握了一下。

那细微的动作让我的心雀跃起来。从那以后，我每次出门玩，都会去敲他家的门。

起初管家爷爷很惊讶，后来就成了习惯。有时他不出来，我就站在楼下大声讲我今天又干了什么坏事。“小哑巴！我把李奶奶的鸡追得飞进菜园子了！

” “小哑巴！我玩弹珠赢了刘二胖三十颗！” “小哑巴！

我用弹弓打碎了赵大爷家祖传的玻璃窗！”每次我闯祸被人找上门，我就躲在他身后，指着他说：“是他干的！”他家人从不责怪，反而总是赔礼道歉，然后摸摸我的头：“阿满说是就是吧。”而他，总会微微侧身，把我护得更严实些。

直到那天，我在赵大爷的老枣树上刻下“阿满和小哑巴”。那棵树是赵大爷的命根子，据说有上百年历史了，枝干虬结，像沉默的老人。赵大爷气得胡子直抖，抄起扫帚就要打我。

我娘举着笤帚追得我满院子跑，我边跑边梗着脖子喊：“是小哑巴干的！

”眼看着我阿妈真的要追上我了，一直安静站在廊下的少年忽然动了。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暴怒的赵大爷，扫过我娘手里的笤帚，最后落在我身上。然后，一个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的声音，轻轻响起来，像久未开启的门扉：“是……我刻的。

”整个院子瞬间静得能听见树叶飘落的声音。我愣在原地，看着他垂在身侧的手攥得指节发白，长睫抖得厉害，却还在重复：“是我……刻的。

”原来他不是哑巴。原来他为了我，开口说话了。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填满了，胀胀的，酸酸的，又甜甜的。那天起，我身后多了个影子，安静却坚定。

小学时我把墨水洒在同桌的作业本上，他会站出来说“是我弄的”；初中时我逃课去网吧玩炫舞，他会找到我，把外套披在我身上，说“下次别乱跑”；高中时我数学考了倒数，他会把错题本写得整整齐齐，放在我桌洞里，每一笔都工整得像印刷体。我知道他家世很好，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智商超高，是学校里公认的天才，老师眼中的宝贝。可这样一个本该在顶级学府深造的人，却陪我在这个小县城里读普通高中，每天骑着单车载我回家，后座的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他安静地听，嘴角带着极淡的弧度。高考前填志愿，我看着自己吊车尾的分数，只敢报本地的师范学校。我知道这配不上他，他应该去清华北大那样的地方，应该有更广阔的天空。他却拿着志愿表来找我，上面清一色填的都是那所本地师范，字迹工整，没有一丝犹豫。我红着眼睛吼他：“顾砚！你疯了吗？你明明能去北京！

”他只是看着我，伸手擦掉我脸上的泪——那是他第一次主动碰我。指尖微凉，却带着灼人的温度。“哪里都一样，”他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像在许下一个庄重的誓言，“有你在，就行。”大学报到那天，他拖着两个行李箱。一个收拾得像按代码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