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家里的时间比别人的更温柔。

那口旧座钟安在客厅最靠墙的角落里，木壳被父亲擦得发亮，像老猫的背。

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它会像是被谁轻轻按下了静音键，只剩摆锤小心翼翼的呼吸。

父亲说，钟是祖父传下来的，走得很准。

可我后来才知道，“准”只是父亲对它的要求，对它的实际状态，他从不多言。

我还很小的时候，周末总像拉长了似的。

别的孩子周六上午上一节兴趣班，下午就完了；而我的周末可以装下两次涂色、一次风筝、一锅红烧肉和一场被雨打断又继续的跳棋。

父亲会在窗边讲他年轻时做学徒的故事，我窝在他膝旁，听他和木头、木屑、榫卯说话。

等我困得眼皮打架，他就轻轻抱我到床上，耳边是座钟的滴答，像是有人在黑暗里为我数羊。

直到有一天，小学三年级，我带着家里的闹钟去学校参加科学活动，老师笑着说：“这闹钟慢了四分钟。”

我红着脸回家问父亲，父亲摸摸我的头，说：“家里的时间是自己的，它不必跟任何人一样快。”

我不懂，但我接受了，因为父亲说话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温暖。

上初中的第一天，我差点迟到。

那天父亲起得很早，把早餐摆好，叫我出门时又停住，说：“等一下。”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块旧表，给我戴上，像给小战士系上勋章。

“拿这块。”他很认真地看了看墙上的座钟，又看了看旧表，稍稍转动表冠，“外面的时间比家里快一些，你到了校门口，就会正好。”

我稀里糊涂地出门，果然在铃响前半分钟跨进教室。

后来才明白，他已经预习过车次、距离和迟到的界限，把一分一秒掂量到指尖上，像木匠在榫眼上打磨。

父亲是个沉默的人，沉默到你以为他只是坐在那里，可事实是他藏起了好多事。

比如那口座钟。很多年后我拆开它的背，才看到里面用铅笔记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1999年9月1日，调慢0.8分钟。”

“2002年6月8日，调慢0.5分钟。”

“2005年1月15日，调慢1分钟。”

每一条后面，还有小注解：

“风很大，他想放更高一点。”

“今天学会了做乘法竖式，奖励他一局跳棋。”

“熬夜加班，明天慢一点，让他睡饱再起。”

父亲从未对外宣布他在做什么，但那口钟的摆长每一次微微缩短，都是他给我的时间。

家里和世界的时间差一点点拉开。

我们出门前，他会拿一小本子，把“外面时间—家里时间”的差值写下来，提醒我：“公交站牌是别人的时间，别弄混了。”

我笑他古板，他笑我莽撞。

高三那年，我们家与世界的差距，已经有了一个晚饭的长度。

周五晚上回家的我，能在那口慢三十五分钟的钟下，吃完父亲炖的番茄牛腩，再从容不迫地把练习册翻一遍。

那时我没觉得这有多了不起，我只觉得父亲真会过日子，像在石头缝里挤出水。

我去了外地读书。

开学那天，父亲送我到车站，拎着我的行李箱走得喘。

站台上人很多，广播在“别人的时间”里准点地响。

他把我送上车，停了一下，像是想起什么，开口又咽下去。

火车启动，他在窗外用口型说：“慢一点。”

我点头，没听见声音，只看见他的唇形像两个关得很牢的门。

上大学后，我越来越少回家。

电话里父亲总问：“吃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说：“那就好。”

连环问到最后，他总会说：“你那里天气怎么样？”

我说：“冷。”

他说：“那你回家吧，家里不冷。”

我笑笑，敷衍过去。

大四那年冬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了，住院。

我请了假回去，推开病房门，父亲蜷在白床单里，小了一圈。

他还笑，说：“你回来啦。”

我点头，喉咙发紧。

母亲说，父亲得了不太好的病，医生说要化疗，担心扛不住。

我看着父亲的手，想到那些铅笔字，心里像被谁拿刀背轻轻敲了一下，一下又一下。

化疗的日子，时间反而飞快。

父亲在病床上睡着又醒来，醒来又睡着。

第二次住院的时候，我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个小本子。

我翻开，最后一行写着：“2011年10月12日，调慢0.3分钟——他要赶论文，让他多睡会儿。”

日期之后是一条横线，像某种戛然而止。

父亲走的那天，家里很安静。

亲戚来来去去，落座、起身、叹气。

下午五点，客厅里那口钟忽然停了，摆锤停在最左侧，像是悬在半句未说完的话上。

我一个人拆开背板，看见钟壳里夹着一封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给XXX我的名字。

我把信拿到窗边，光线透过老旧的纸，能看见字的浮影。我打开，里面只有几句话：

“家里的钟每慢一分钟，你的周末就长一点。偷来的只有一点点，也不是真偷，是我从自己身上挪出来的。你小时候不懂时间是怎么流的，我就把它变慢一点，让你以为快乐可以多一会儿。将来你会走得很快，没关系，家里的钟还在，我在这里，慢慢等你。 ——爸。”

我把信叠好塞回信封里，忽然明白了很多片段为什么那么长。

那些在雨里捡回的风筝、在锅里渐渐红亮的牛腩、在夜里和我一起背的古文，原来不是因为上天眷顾，也不是因为我值得，而是因为父亲在时间的边缘一笔一划地抠出来。

我把钟修好。

摆锤又动起来，像父亲继续在我耳边数羊。

之后很多年，我把它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每次出门前，我都会看一眼墙上的时间，再看一眼手机上的。

别人问我：“你家的钟怎么总慢？”

我说：“它只慢在我家。”

后来我也做了父亲。

孩子出生后第一个周末，我拆开钟背，在“2011年10月12日”的横线下写：“2027年5月28日，调慢0.2分钟——他第一次喊爸爸。”

手指按在纸上，我忽然觉得这字好重。

妻子在卧室里哄孩子，我在客厅听滴答，心里琢磨，怎样让这世界，对他也温柔一点。

孩子满三岁那年，我们带他去公园，风大，天蓝。

我教他放风筝，他手里紧紧攥着线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风筝越飞越高，他停下来回头看我，小声问：“为什么周末这么长呀？”

我愣了一下，笑了，说：“可能是风吹的。”

夜里回到家，我看一眼座钟，它慢了四十五分钟。

我不敢把它拨快。

我在孩子睡着的呼吸里，听到另一个房间里那个曾经的父亲的呼吸。

他说：“慢一点。”

我点头，对着黑暗说：“好。”

钟摆摇过去，又摇回来。

时间被我们偷走的一点点，没去别处，就落进了彼此的生活里，变成锅里的汤、窗外的风、一本翻旧了的故事书。

它们不会返回到世界的钟上，但会在某个孩子的记忆里，不慌不忙地，久一点，再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