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苏醒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榻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陌生的、混合着檀香和衰败的气息。

一段不属于我的记忆汹涌而来——我竟穿入了那本民国小说，成了浙江富商陈峰的独子，陈安。书中的陈安，堪称一场悲剧。父母溺爱，送他留洋，指望他光耀门楣，他却在那繁华世界里迷失了方向。非但未能成才，反倒把原先的三分人样败得精光，还染上了一身大烟瘾。曾经与他一同出洋、对他抱有期许的青梅，也终因他的堕落而黯然远去。父亲骤然病危，家中产业摇摇欲坠。没了挥霍的资本，我被迫回国，仓促接手这残破的局面。结果可想而知，在我昏聩的管理下，家族近百年的基业加速崩塌，最终几近覆灭。病重的父亲不得不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变卖所有家产为我偿还巨额亏空，最后仅用所剩无几的钱财，为我换来一张远离故土的船票，自己却含恨而终。而我，那个时代的逃兵，最终的归宿也并未改变——那艘承载着绝望的轮船，在海上被炮火击中，沉入冰冷的深渊。

记忆到此，一股寒意窜上脊背。我猛地从榻上坐起，喉间似乎还残留着鸦片烟的苦涩。

窗外是民国时代的天空，一切都还未发生……我看了下时间，刚好就是回国前一周，我安排的代理人安尔生帮我办理好了所有回国手续，并且创建了属于我的公司。

在国家积弱的时候，还是本地人好办事，我将三千美元的报酬拿给了安尔生。

安尔生笑着接过：“先生，你确定要回去吗？听说贵国现在战火纷飞，现在回国不是一个很好的决策，如果你需要在美国定居的话，我想我会有办法的，只需要一点美元而已。”我挥了挥手：“不用了，我深爱我的祖国。她今日的孱弱，只是一时之疾。我坚信她必将痊愈重生，而我，绝不会离她而去。”安尔生闻言，脸上的笑容淡了些，转而带上几分不易察觉的敬意。他仔细收好美元，颔首道：“陈先生，您的选择令人钦佩。既然您心意已决，我会确保您一周后的船票和所有手续都万无一失。

祝您旅途顺利，也希望您的国家早日迎来和平与强盛。”“承你吉言，安尔生。

”我点了点头，心中并无多少轻松之感。一周时间，太短了。离开安尔生的办公室，波士顿的街头弥漫着工业时代特有的煤烟味和一种虚假的繁荣。我深吸一口气，那三分原主残留的纨绔习气和七分被大烟蛀空的虚弱感依然困扰着这具身体，但灵魂深处来自未来的记忆和意志却无比清晰。原书的情节像冰冷的刻刀，提醒着我每一步都可能走向万劫不复。第一件事，是彻底戒断那该死的烟瘾。

原主就是在回国途中以及回国后因各种不顺和压力，重新沉溺其中，最终彻底废掉。

我找来可靠的佣人用额外的美元确保了他们的暂时忠诚，将自己反锁在公寓里，度过了生不如死的几天。冷汗、痉挛、呕吐、幻觉……每一次都几乎让我想要放弃，但脑海里不断浮现百年屈辱，就只能咬牙坚持。虚脱般地走出房门时，我知道，最基础的物理关卡，算是闯过去了。第二件事，是钱。三千美元报酬已付，原主挥霍无度，所剩钱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了。我变卖了几件原主买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手表、领带夹，凑足了一笔不算多但关键时刻能救急的现金。原主陈安的记忆碎片告诉我，陈家主要是做纺织印染和部分农产品加工的，在浙江宁波、杭州一带有工厂和商铺。

父亲陈峰是个颇有远见和韧性的民族企业家，但在大势和洋货冲击下，加上儿子不肖，最终心力交瘁而亡。一周时间在紧张的准备中飞逝。登船那天，天空灰蒙蒙的。

巨大的邮轮鸣响汽笛，如同巨兽的悲鸣。甲板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衣冠楚楚的留学生、侨商，也有面露愁苦、希望去彼岸谋生的普通人。我站在船舷边，望着自由女神像逐渐远去，心中没有迷茫，只有沉甸甸的责任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再见，美国。”“祖国，我回来了。在我这里，结局必将不同。”海风凛冽，却吹不散眼中坚定的光芒。前方的路遍布荆棘，战火、倾轧、困顿重重，但我深知，那里才是我的根，是我必须为之奋斗并与之共存亡的土地。巨轮破开深蓝色的海浪，向着东方，向着苦难深重却孕育着无限希望的故国，驶去。远洋邮轮在海上航行了近一个月。

这期间，我几乎没有闲着。身体逐渐摆脱烟瘾的纠缠后，我开始有计划地进行锻炼，虽然成效甚微，但至少让这具虚弱的身体不再终日绵软。更多的时间，我用来反复推演回国后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以及查阅记忆中所有关于这个时代浙江、上海工商业的信息。当邮轮终于在上海码头靠岸时，空气中弥漫的是一种与波士顿截然不同的复杂气息。

江水的腥味、人力车夫的汗味、码头货物的混杂气味，还有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紧张和焦虑。码头上人头攒动，有穿着体面的接船者，更多的是为生计奔忙的苦力和小贩，间或能看到零星的、穿着不合身军服的士兵，眼神茫然。

我没有通知家里具体的抵达时间，原主的记忆里，他回国时颇为高调，结果被几个酒肉朋友直接拉去“接风洗尘”，差点又复吸大烟。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穿着一身不起眼的灰色西装，叫了一辆人力车，直接前往提前预定好的、位于公共租界的一家普通旅馆。我需要先观察，再行动。

安顿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来一大堆上海和浙江的报纸。触目所及，尽是坏消息：北方战事吃紧，物价飞涨，工商凋敝，时局动荡。但在一片灰暗之中，也能看到一些民族企业仍在苦苦支撑，寻求出路。第二件事，我换了一身更普通的布衫，戴上帽子，像个小商人一样，去了宁波路、浙江路上的几家钱庄和商行，悄悄打听陈家以及相关行业的近况。得到的消息比原书描述的更不乐观。

父亲陈峰的病情似乎比原主记忆中更重，已经很少露面，家族生意主要由一位跟随父亲多年的老掌柜安平生打理。安平生很会做表面文章，在外名声似乎不错，但几位老钱庄的伙计私下透露，陈氏企业的资金流近来异常紧张，好几笔到期的款项都支付得颇为勉强。“陈老板人是好的，就是…唉，身子不争气，底下的人嘛…”一位老钱庄掌柜欲言又止，摇了摇头。我心里一沉。情况比想象的更紧迫。

我没有直接回宁波老家，而是按照计划，先去了一趟杭州。林家，林婉如的家，就在杭州。

林家做的是丝绸和茶叶生意，与陈家素有往来，也是世交。

站在林家那颇具江南韵味的宅邸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襟。通报之后，我被引了进去。厅堂里，林父林母都在，看到我，他们的表情颇为复杂，有惊讶，有客套，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和惋惜。显然，原主在国外的不堪表现，他们早有耳闻。“世伯，伯母，冒昧打扰。”我恭敬地行礼，“我刚从美国回来，家父身体欠安，特来向世伯请教一些经营上的事情，也…顺便看看婉如妹妹。”林父打量着我，似乎有些意外于我的低调和沉稳：“是安儿啊，回来了就好。你父亲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甚是挂念。坐吧。”寒暄几句后，我并没有过多迂回，直接切入主题，谈及如今纺织印染行业的困境，洋布倾销、原料成本上涨、资金周转困难等，地表达了一些我对改进工艺、加强管理、甚至可以考虑转向部分民生急需品生产的粗略想法。

林父起初只是客气地听着，渐渐地，眼神里多了几分认真。我说的某些观点，比如内部成本控制、细分市场，虽然粗糙，但显然超出了他对一个“纨绔子弟”的预期。

正谈着，一个清冽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爹，娘，听说有客…”话音未落，一个穿着淡蓝色学生装、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子走了出来，正是林婉如。

她比记忆中照片上的样子更清秀，也更显坚毅。看到我，她明显愣了一下，眉头微蹙，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警惕、失望，还有一丝…厌恶。原主给她造成的伤害，看来极深。“陈少爷。”她冷淡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转向父母，“你们有客，我先回房了。”“婉如！”我站起身，语气忍不住带上一丝急切，“我…我刚回来，有些话想对你说。”她停住脚步，却没有回头：“我们之间，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

陈少爷还是去忙你的‘大事’吧。”那句“大事”带着明显的讽刺，显然指的是原主那些吃喝嫖赌抽的“事业”。林父林母面露尴尬。我知道，此刻解释苍白无力。我深吸一口气，沉声道：“我知道过去我做了很多混账事，无可辩驳。

此次回来，我只想尽力弥补，挽救家业，也为…为这片土地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言语无力，请看我将来的行动吧。”说完，我转向林父林母，再次行礼：“世伯，伯母，今日叨扰了。

方才所言，皆出自肺腑，还望世伯斟酌。晚辈先行告退，改日再登门请教。

”我没有再看林婉如，转身离开了林家。我知道，修复这条关系线，远比商业斗争更难。

但至少，我播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离开杭州，我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宁波。

回到那座熟悉的、此刻却显得有些暮气沉沉的陈府，管家和下人们看到我，都吃了一惊。

“少爷？您…您怎么回来了？老爷他…”“我知道。”我打断他，“父亲怎么样了？

还有安掌柜在哪？”“老爷刚吃了药睡下。安掌柜…应该在账房。”我直接走向账房。

推开门，只见一个穿着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十分精明的中年男人正在拨弄算盘，正是安平生。他看到我，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堆起热情的笑容：“哎呀！少爷！

您可算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码头接您啊！一路辛苦了吧？”我打量着他，没有错过他眼底那一闪而逝的慌乱。“安掌柜，”我走到主位坐下，语气平静无波，“把最近一年的总账、明细账，所有的合同、票据，还有库房清单，全部拿给我。明天就要。

”宁波，陈府。我坐在父亲病榻前。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如今瘦削得脱了形，脸色蜡黄，呼吸微弱而急促。母亲在一旁默默垂泪，看到我回来，又是欣喜又是心酸。

“安儿…回来了…”父亲艰难地睁开眼，声音嘶哑，“回来…就好…家里…唉…”“爹，您别说话，好好休息。”我握住他枯瘦的手，心中酸楚，“家里的事，有我。您放心。

”父亲浑浊的眼睛看了我片刻，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往日那个不成器儿子的影子，最终只是疲惫地闭上，喃喃道：“变了…好像…变了…好…”他昏睡过去。我替他掖好被角，心中沉甸甸的。改变印象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对至亲之人，他们更能敏锐地察觉到不同。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住在了账房和工厂里。安平生起初还想用假账和花言巧语蒙混过关，但我凭借远超这个时代的财务知识和从林父那里旁敲侧击来的行业信息，精准地指出了几处巨大的漏洞和亏空。“……这一批棉纱的进价，远超市价三成，安掌柜，经手人是你内弟吧？”“码头仓库那批‘受潮’毁掉的坯布，为什么保险理赔迟迟下不来？

据我所知，那批布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苏州一家新开的小纺织厂里！”“还有，父亲病重这半年，你以‘打点关系’为名，支取的现大洋足足有这个数，条子却模糊不清！

”我每说一句，安平生的脸色就白一分，额头渗出冷汗。他试图辩解，但在确凿的证据和我不容置疑的气势面前，最终瘫软在地。

我没有将他送官那会牵扯太多时间和精力，且家丑外扬，而是雷厉风行地收回了他所有权力，勒令他限期退还大部分赃款，然后将其彻底驱逐出陈家的生意圈。此举在厂里和家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位留学归来的少爷，似乎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处理完内鬼，我立刻开始整顿业务。收缩了两家长期亏损的商铺，将资金集中到核心的印染厂。

我引入了更严格的成本核算和质量管理制度虽然只是雏形，甚至凭着模糊的记忆，画了几张简单的设备改良草图，请老师傅尝试，虽不能立刻脱胎换骨，但至少让老师傅们觉得“少爷似乎真懂点东西，不是瞎胡闹”。忙碌让我暂时忘却了其他，但夜深人静时，林家厅堂里林婉如那双充满失望和厌恶的眼睛，总会浮现在眼前。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从杭州寄来的信。信封上是清秀却有力的字迹，是林婉如的。

我深吸一口气，拆开信。“陈安君鉴：日前仓促，未尽礼数，望海涵。闻君归国后整顿家业，雷厉风行，革除积弊，坊间略有传闻。虽不知内情，若属实，堪欣慰。家父言，君日前所议之事，非全然空谈，或有可取之处。然实业维艰，非纸上谈兵可成。时局动荡，更需谨言慎行。另，闻沪上近日有一实业研讨会，各界贤达汇聚，或可一听。附请柬一封，乃家父友人多余之物，或于君有所助益。林婉如 谨启”信很短，语气平淡甚至略带疏离，公事公办。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却不少。她听说了我的动作，她父亲肯定和她讨论过我，她虽然依旧不信任，却还是给了我这个或许能打开局面的机会——那张研讨会的请柬。

这封信，像一颗投入死水中的石子，在我心中漾开圈圈涟漪。她并非完全无动于衷。

我立刻提笔回信：“婉如小姐惠鉴：来信收悉，感激不尽。日前唐突，乃安之过。小姐告诫，字字珠玑，安必铭记于心。整顿家业，初窥门径，深感其中艰难，绝非易事，然安既已决心于此，必当竭力而为，望不负期望。研讨会请柬乃及时雨，安定准时赴会，聆听高见，学习请教。宁波事宜稍定，安即赴杭，当面谢过小姐与世伯。

陈安 谨上”我的回信同样克制，但表达了感谢、表明了态度，并留下了再见面的由头。

收起笔，我看着窗外宁波阴沉的天空，心中却透进了一丝光亮。事业刚刚起步，前路依旧迷茫，父亲病体堪忧，家国风雨飘摇。但至少，在这一刻，我感觉到，某些事情，正在开始起变化。那条原本已经断裂的线，似乎又续上了一丝微弱的、却真实存在的联系。

而我知道，无论是为了家族，为了故土，还是为了…那一丝重新连接的可能，我都必须走下去，而且必须走好。凭借林婉如寄来的请柬，我如期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实业研讨会。

会场里汇聚了江浙沪一带颇有名气的企业家、银行家，还有几位穿着中山装、言辞激昂的学者。空气中弥漫着焦虑，也涌动着一种不甘沉沦、试图在夹缝中求生的坚韧。我刻意选择了后排不起眼的位置，安静地聆听。演讲者们痛陈时局之艰，洋货倾销之烈，资金短缺之苦，也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改良技术”、“联合自强”的口号，但具体方案大多流于空泛。

轮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发言时，他提到民族工业不仅面临外部压力，内部管理松散、技术落后、成本高昂亦是顽疾，却未能深入。我心中微动，这恰好切中了我近日整顿家业的体会。自由讨论环节，有人点名那位老先生追问具体举措，老先生略显窘迫。我犹豫片刻，举起了手。“晚辈宁波陈安，冒昧插言。”我站起身，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方才听王老先生所言，深有同感。以晚辈家中印染厂为例，我们认为的内部管理，往往止于防伙计偷懒、记流水账目。但真正的管理，应始于精准的成本核算——每一匹布的人工、染料、煤耗、机器折旧，皆需拆分明晰，知其究竟亏在何处，盈从何来。其次，质量并非最后一道检验，而应融入每一道工序，建立标准，奖优罚劣，使工匠有心做好，而非敷衍了事。

再者……”我尽量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结合陈家工厂的实际，阐述了几个关键点：数据化管理的雏形、流程控制、以及最简单的激励制度。

没有提到任何超越时代的概念，但思路清晰，直指痛点。会场安静了一瞬。

许多人看向我这个生面孔，目光中有惊讶，有审视，也有不屑。“哼，说得轻巧！

如今工潮不断，原料飞涨，能维持开工已属不易，哪有余力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一个胖商人嗤笑道。“并非虚头巴脑。”我平静回应，“越是艰难，越需向内寻求生机。

减少一分浪费，提升一成效率，或许就能多撑一个月，多养活几个工人家庭。积弱之势，非一日可寒，强身之法，亦需从细微处着手。

”先前发言的老先生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这位小友所言，确有见地。

只是知易行难啊…”“正是知其难，才需同行者共同努力，互相砥砺。”我顺势说道，“若能有机会与诸位前辈、同仁交流具体心得，甚至在某些原料采购、技术改进上互通有无，或许能略减其难。”我的话点到即止，没有过度张扬，却成功传递了信息：我不是空谈家，我在实践，并且愿意分享合作。散会后，竟真有几位商人主动过来与我交换名帖，其中包括那位王老先生。虽然大多仍持观望态度，但至少，我不再是完全的“局外人”。

回到宁波，我立刻将研讨会所得整理反思，并更投入地扑在厂务上。改革的阻力依然存在，一些老派管事和工人对我的“新规矩”不适应，阳奉阴违者亦有。但我恩威并施，一方面严厉处置了几个带头怠工、贪污物料的小头目，另一方面，我切实改进了食堂伙食，设立了简单的出勤奖励，甚至亲自下车间与老师傅们讨论技术难题凭借远超时代的见识，偶尔能提出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思路。渐渐地，工厂的风气开始转变，效率有了微弱却真实的提升。最让我欣慰的是，一直卧病在床的父亲，从老管家和母亲那里断断续续听到我的作为后，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偶尔能靠在床头听我简单汇报厂里情况，虽然依旧不多话，但眼中少了些灰败，多了丝难以察觉的欣慰。期间，我与林婉如通过几次信。内容依旧克制，多是讨论些实业问题，她对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表示了有限的认可，也提出一些尖锐的疑问。

我皆认真回复，坦诚己见，不回避困难。我们的通信，像是一场缓慢的、隔着时空的笔谈，谨慎地试探着彼此的边界。时机渐渐成熟，我决定再赴杭州。这次，我没有直接登门，而是先去了林家位于西湖边的缫丝厂。我以参观学习的名义，通过门房递上了拜帖和我的名帖。等待片刻后，出来的竟是林婉如本人。

她穿着一身利落的工装，头发挽起，额角带着细微的汗珠，像是刚从车间出来。“陈先生？

”她看到我，略显惊讶，随即恢复平静，“家父今日恰巧外出。不知陈先生前来，所为何事？

”“林小姐。”我微笑颔首，“听闻林家丝厂管理得法，工艺精湛，特来叨扰，想亲眼见识学习一番，不知是否方便？”她打量着我，似乎想判断我是否别有用心。最终，她侧身让开：“既是交流，自然欢迎。陈先生请随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