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灯光总是惨白得刺眼，龙佳佳坐在产科诊室外的塑料长椅上，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潘越坐在她身边，宽厚的手掌轻轻覆上她冰凉的手背。“别紧张，”他低声说，“就是例行检查。”佳佳勉强笑了笑，目光飘向诊室门口。

一位孕妇正捧着明显隆起的腹部缓慢走出，脸上洋溢着幸福而疲惫的微笑。

佳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那里正孕育着一个才七周大的生命——一个他们渴望却又害怕迎接的生命。“37号，龙佳佳。”护士在门口喊道。潘越握了握她的手，“我陪你进去。”诊室内，李医生看着B超图像，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胚胎发育得很好，心跳很强劲。

”佳佳感觉到潘越握紧了她的手，她自己的心跳却莫名地加快了。“但是，”医生话锋一转，推了推眼镜，“你的孕酮值偏低，需要开始补充黄体酮，否则有流产风险。另外，根据你的家族病史，我建议做一次基因检测...”后面的话佳佳没太听清，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离开诊室时，她手里捏着一沓检查单和处方，脚步虚浮。“别担心，”潘越揽住她的肩膀，“医生总是会把最坏的情况都告诉我们。记得上次我体检，医生说我的血脂偏高，吓得我以为自己马上要心梗了，结果不就是多运动少吃肉的事嘛。

”佳佳勉强笑了笑，她知道潘越在试图缓解她的焦虑，但那些话依然像石头一样压在她心上。

他们走到缴费处，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数字：一千二百八十六元。潘越面不改色地刷了卡，但佳佳注意到他微微绷紧的下颌线。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半个月的房租。回家路上，两人沉默了许多。地铁拥挤不堪，没人给佳佳让座，她抓着扶手，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和眩晕。

潘越迅速将她护在怀里，用身体为她隔出一小块空间。“明天开始我们打车吧。”他低声说。

“不要，”佳佳立即摇头，“打车太贵了，一次就够我们三天菜钱了。”出了地铁站，还要走十五分钟才能回到他们租住的老小区。初夏的北京已经开始闷热，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让佳佳又一阵反胃，她蹲在路边干呕起来。潘越轻拍她的背，从包里掏出水瓶，“喝点水。”佳佳抬起头，看见潘越额角的汗珠和他眼中掩饰不住的心疼，突然一阵愧疚涌上心头。“对不起，”她说，“我太没用了。”“胡说八道什么。

”潘越扶她站起来，突然在她面前蹲下，“上来，我背你。”“不要，你好累了一天...”“闭嘴，上来。”佳佳犹豫了一下，还是趴上了他宽阔的后背。

潘越轻松地站起来，稳步向前走。佳佳把脸贴在他的颈窝，嗅着他混合着汗水和淡淡洗衣液的味道，突然感到一丝安心。这就是她的潘越，永远可靠，永远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撑。他们的家是一间四十平米的一居室，老式公房，厕所小得转身都困难，厨房只有两平米，但被佳佳收拾得干干净净。潘越把她放在沙发上，自己钻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佳佳听着厨房里传来的切菜声，手不自觉又抚上小腹。

那里依然平坦，却孕育着一个正在分裂成长的生命。一个她和潘越共同创造的生命。

她的思绪飘回了八年前，他们初遇的那个夏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躁动的喜悦中。龙佳佳那时刚满二十，从湖南一个小城来到北京，在一所二本大学读大三。为了攒钱买一台新电脑，她应聘了奥运会志愿者，被分配在篮球馆做引导员。那天人潮特别多，中国队的比赛总是能吸引满场观众。

佳佳穿着蓝色志愿者服，一遍遍重复着“请往这边走”“洗手间在右侧”，嗓子都快冒烟了。

就在她指引一群外国观众去座位区时，突然感觉有人猛地撞了她一下，接着手里的引导牌就不见了。她转头一看，一个瘦小的男人正抓着她的牌子狂奔。“有小偷！

”她下意识喊道，拔腿就追。但那男人跑得极快，转眼就消失在人群中。佳佳站在原地，又气又急——那牌子虽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但丢了是要赔偿的，更重要的是没有牌子她就没法正常工作。她沮丧地几乎要哭出来，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这是你的吗？”佳佳回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生拿着她的引导牌。他穿着同样的志愿者服装，皮肤黝黑，眼睛亮亮的，带着关切的表情。“你...你怎么找到的？”佳佳惊讶地问。“我刚好在那边信息亭值班，看见那个人慌慌张张跑过去，手里还拿着个牌子，就觉得不对劲。”他把牌子递还给佳佳，“检查一下，没坏吧？”佳佳接过牌子，连声道谢。“潘越，”他伸出手，“水立方那边的志愿者，今天过来帮朋友顶个班。”“龙佳佳。”她与他握手，注意到他的手很大，温暖而有力。就这样，他们相识了。潘越是北京本地人，比佳佳大一岁，在理工大学读大四。比赛间隙，他们会一起在志愿者休息区喝瓶装水，分享各自带来的饼干和水果。佳佳被潘越的阳光和幽默吸引，他总是能让她笑。

而潘越则喜欢佳佳的活泼和坚韧，这个南方女孩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他着迷。

奥运会结束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佳佳永远记得第一次带潘越回自己家乡的情景。

那是2009年春节，火车转了汽车，汽车又转了农用车，最后一段路甚至要坐摩托车。

潘越一路没有一句抱怨，反而对沿途的一切都充满好奇。龙家在一个典型的湖南农村，二层小楼，外表看起来不错，走进去却发现家具简陋，墙皮有些地方已经脱落。

佳佳的父母对潘越很热情，尤其是龙母，忙前忙后地准备了一大桌菜。

但佳佳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隔阂。当她父亲听说潘越是北京本地人时，眼睛里闪过的不是喜悦而是担忧。晚饭后，龙父把佳佳叫到一边，低声问：“北京人？

家里条件很好吧？能看得起咱们这样的人家？”佳佳心里一阵刺痛，勉强笑道：“爸，你说什么呢，潘越人好就行了。”“人好能当饭吃？”龙父摇头，“咱们家这条件，你弟弟以后还要上学、娶媳妇，都指望你呢。你要是找个门当户对的，还能帮衬家里，找个北京的，人家看得起咱们吗？能愿意帮衬你弟弟吗？”佳佳的心沉了下去。

她知道父亲重男轻女，但每次直面这种偏见，还是像被针扎一样痛。晚上，她送潘越去镇上招待所住宿——家里房间不够，弟弟住一间，父母一间，佳佳只能睡客厅的沙发。走在乡间小路上，潘越突然说：“你爸爸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佳佳苦笑：“不是不喜欢你，是不喜欢你的背景。”“因为我是北京的？

”“因为你家在北京，意味着‘贵’，而我家，”佳佳踢开脚边的小石子，“意味着‘贱’。

”潘越停下脚步，转身面对她：“佳佳，看着我。我喜欢的是你，聪明、坚强、美丽的龙佳佳。你的家庭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人。”那一刻，佳佳几乎要哭出来。月光下，潘越的眼神真诚而坚定，她突然鼓起勇气，吻了他的脸颊。

潘越愣了一下，随即笑着将她搂入怀中。在那个寒冷的湖南冬夜，佳佳觉得潘越的怀抱就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然而现实总是比爱情复杂。回到北京后，佳佳毕业在即，找工作成了头等大事。她投了无数简历，却屡屡碰壁。

2009年正值金融危机后期，就业市场低迷，一个非京籍、非名校的毕业生想在北京立足，难如登天。最艰难的时候，佳佳甚至考虑过回老家。但一想到父亲那句“回来也好，帮你弟弟攒彩礼钱”，她就咬牙坚持下来。潘越那时已经在一家IT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起薪不高，但足够支撑他们在一间地下室租个小房间。那地方潮湿阴暗，只有一扇高出地面的小窗户能透进些许阳光，但佳佳却觉得那是他们的城堡。

白天她继续找工作，晚上就帮人做翻译、写文案，赚点微薄的生活费。潘越总是陪她到深夜，有时帮她查资料，有时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书。“你会不会嫌我拖累你？

”有一天佳佳忍不住问，“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住得好一点，不用陪我挤地下室。

”潘越放下书，认真地看着她：“龙佳佳，你给我听好了。我潘越认定的人，就是一辈子的事。困难是暂时的，但我们是一世的。”那一刻，佳佳泪如雨下。

她扑进潘越怀里，哽咽着说：“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不会让你一直养着我。”“傻话，”潘越揉着她的头发，“我们现在是一体的，分什么你我。”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

佳佳终于被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录用，做行政助理。工资不高，但足够她负担一半的生活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