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摘下眼镜，用指尖蹭了蹭镜片上的雾。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卷得打旋，像极了上周三下午那场没头没尾的午觉里，他落在我锁骨上的呼吸。镜片重新架回鼻梁时，茶几上的马克杯还留着他的指纹——一个中年男人的指纹，带着烟味和皮革的粗糙，和这个我住了五年的家格格不入，却又在这一周里，变得比我丈夫马三的痕迹更清晰。

马三总是忙。大厂的工作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他困在早晚高峰的地铁里，困在深夜亮着灯的会议室里。我每天坐在书桌前改论文，眼镜滑到鼻尖也懒得扶，听着门锁转动的声音从清晰到模糊，最后变成凌晨一点的轻响。他会轻手轻脚走进书房，把温好的牛奶放在我手边，指尖碰过我的手背时，我能感觉到他掌心的薄茧——那是敲了十年代码的茧，硬得像块石头，却暖不长久。

第一次带老周回家是上周二。那天马三说要加班到通宵，我在超市遇到老周时，他正弯腰捡滚落在地上的西红柿，头顶那几缕稀疏的头发被风扇吹得飘起来，反光得像块擦过的玻璃。他笑着说“姑娘，你的购物车要歪了”，声音里有中年男人特有的沙哑，像旧唱片转慢了半拍。我看着他手里的西红柿，突然想起马三从来不会买这种软趴趴的东西，他总说“放不住，不如买黄瓜”，语气里是程序员的理性，没半分烟火气。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透过百叶窗落在地板上，切成一道一道的。老周的手掌覆在我眼睛上时，我闻到他衬衫上的樟脑丸味，混着我的香水，变成一种奇怪的甜。我没戴眼镜，世界是模糊的，只有他的体温是真实的——比马三的体温更烫，更急，像要把我这几年攒下的冷清都烧光。

他说“你比我女儿还害羞”，我把脸埋在他颈窝，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改论文时敲键盘的声音还乱。后来的事就像失控的钟摆。我开始盼着马三加班，盼着他说“今晚不回了”，盼着老周按响门铃时，手里提着的不是西红柿，是带冰碴的啤酒。

我们会在下午两点睡午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的呼吸落在我耳边，像潮水一样涨上来又退下去。我数着墙上的挂钟，从两点到四点，从四点到六点，一天两次，三天六次，一周下来，竟有二十八次。我知道这不对，眼镜片后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可身体却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不是老周的手，是一种比寂寞更沉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只能在他的体温里找片刻的解脱。马三回来那天，我正在厨房煮咖啡。

老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头顶的灯光照在他光溜溜的额头上，反光得晃眼。

我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时，咖啡壶刚发出“咕嘟”的声响，热气往上冒，模糊了我的眼镜。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马三站在玄关，手里还提着给儿子买的奥特曼玩具，脸色白得像张纸。老周站起来时，沙发发出“吱呀”一声。

马三的目光从老周脸上滑到我身上，再滑到茶几上那两个并排的马克杯，最后停在我没来得及收起来的、老周的衬衫上。我想解释，想把眼镜摘下来，想让这个模糊的世界变得清楚一点，可喉咙像被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马三没说话，只是把奥特曼玩具放在地上，转身走进卧室，拎出我的行李箱，“砰”地摔在客厅中央。

“滚。”他说。声音很轻，却比他以前跟我吵架时的吼声更伤人。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肩膀的颤抖，突然想起我们刚结婚时，他也是这样拎着我的行李箱，把我从出租屋接到这个家，说“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那时他的头发还很密，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现在他的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也掉了些，却比那时更陌生。我没走。

不是不想走，是脚像灌了铅。老周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说“别跟他一般见识”。

马三猛地转过身，拳头攥得发白，指节响得像要碎了。我突然害怕起来，想把老周推开，想跟马三说“对不起”，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凭什么让我滚”——语气里的尖锐，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天下午的最后，是马三把我的行李箱拖到门口，我抱着儿子站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儿子扯着我的衣角，说“妈妈，爸爸怎么了”，我蹲下来，把脸埋在他头发里，闻到他身上的奶香味，突然想起马三第一次抱儿子时，也是这样，小心翼翼的，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

那时我还笑着说“你别把他抱成驼背”，他说“我儿子怎么抱都好看”，语气里的温柔，现在想起来，像根针，扎得我眼睛疼。晚上我没地方去，只能跟老周回他的出租屋。

那是个老小区，墙皮都掉了，楼道里飘着油烟味。老周给我煮了碗面条，说“别想了，以后有我呢”。我看着碗里的荷包蛋，突然想起马三煮面条总爱放两个蛋，说“你要补脑子，写论文费神”。眼泪掉进碗里，我赶紧低下头，怕老周看见——不是怕他心疼，是怕他觉得我矫情，怕他知道我心里其实还装着马三，装着那个被我打碎的家。半夜的时候，我突然想儿子了。想他睡觉时要抱着的小熊，想他早上醒来会喊“妈妈抱”，想他昨天还跟我说“爸爸答应我周末去动物园”。我跟老周说“我要回家看看儿子”，他皱着眉说“别去了，他都把你赶出来了”，可我还是忍不住，拉着他往家走。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钥匙插进锁孔时，我听见屋里有动静。推开门，看见马三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儿子的奥特曼玩具，眼睛红得像兔子。他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老周，突然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哭腔，“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不是跟他走了吗？

”老周把我往身后一拉，指着马三说“你吼什么？她现在是我女人”。

马三的拳头突然挥了过来，打在老周的脸上。我尖叫起来，想把他们拉开，可他们像两头发疯的公牛，扭打在一起。老周的头撞在茶几角上时，我听见“咚”的一声，然后就看见血——红色的血，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流到脸颊上，流到衣领里，像条红色的蛇。马三也愣了，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碎了的茶几玻璃，指节上也在流血。

我看着老周倒在地上，额头上的伤口那么长，那么深，突然想起上周三下午，他还笑着说“你看我这头，是不是快秃了”，现在那反光的额头上，却全是血。我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不住号码，最后是老周自己拨通了120，声音里带着气音，“快来，我被人打了”。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是一起到的。红蓝交替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马三脸上，落在老周流血的额头上，落在我儿子的奥特曼玩具上。

警察给马三戴上手铐时，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太多东西——愤怒，失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疼。他说“我真后悔娶你”，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我心里，比看见老周的血还疼。我想跟他说“对不起”，想跟他说“我错了”，可警察已经把他拉走了，车门关上的声音，像一声巨响，把我和这个家彻底隔开。

老周被抬上救护车时，额头上的纱布渗着血。他拉着我的手说“别怕，有我呢”，我看着他额头上的伤口，突然觉得陌生——这个我睡了二十八次的男人，此刻的脸，竟比马三的背影还模糊。我想起马三的手掌，想起他掌心的薄茧，想起他煮面条时放的两个蛋，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一次，我没再躲。后来的事，像别人的故事。马三被判了三年，因为“故意伤害”。法官念判决书时，我坐在旁听席上，戴着眼镜，看得清清楚楚——马三低着头，头发比以前更稀疏了，肩膀也更弯了，像棵被风吹倒的树。我想站起来说“是老周先动手的”，可老周的律师拿出了医院的鉴定报告，上面写着“颅骨骨折，轻伤一级”，我张了张嘴，还是没说出话来。马三的父母来医院看老周时，提着一篮水果，脸色白得像纸。

他们说“对不起，我们赔钱”，老周躺在床上，额头上的纱布还没拆，笑着说“没事，都是误会”，语气里的虚伪，连我都听出来了。最后他们赔了二十万，马三的母亲把银行卡递过来时，手在抖，说“这是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钱，求你别再找马三的麻烦了”，我看着那张银行卡，突然想起这个婚房，是马三的父母用一辈子的积蓄买的，房产证上写的是马三的名字，现在却成了我和老周的住处。我和老周搬回这个家时，儿子还在马三的父母那里。

我去接他时，他躲在奶奶身后，不肯跟我走，说“妈妈坏，妈妈跟叔叔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