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广州茶楼，木推门外的铜铃还没来得及响，蒸汽已顺着竹蒸笼的缝隙往外钻，裹着虾饺的鲜、凤爪的糯，在晨光里织成一片白纱。我寻着熟悉的位置坐下，刚要抬手招服务生，邻桌的陈阿婆已笑着把一盅普洱推过来：“后生仔，今日来早哦，虾饺刚上笼，要唔要帮你叫一笼？” 阿婆的银发用黑色发网拢着，手上的银镯子磨得发亮，她面前的青瓷碗沿还留着一道浅痕——上次我来，她也是用这只碗，教我“饮啖茶，食个包”。这次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旧相册，泛黄的照片里，穿白褂的男人正捏着虾饺皮，指尖沾着面粉，背景是茶楼的旧招牌“福记”。“这是我先生，”阿婆的手指轻轻划过照片，“当年他是这里的点心师傅，虾饺皮要擀十二次，薄得能看见里面的虾仁，机器做唔来的。

” 正说着，穿米白褂子的李老板端着一笼流沙包过来，蒸笼盖一掀，金黄的内馅冒着热气：“阿婆，今日的流沙包多加了咸蛋黄，你试试。

”李老板是“福记”第三代传人，父亲走后，他拒绝了连锁品牌的加盟，坚持手工做点心。

“阿婆先生当年教我做虾饺，说‘点心要暖，人心才暖’，”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现在年轻人爱点外卖，但总有老客来，等一笼现蒸的虾饺，我就得守着。

” 我咬开流沙包，甜香混着咸蛋黄的油润在嘴里散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来这儿的模样：看着菜单上的“干蒸烧卖”“豉汁蒸排骨”手足无措，阿婆笑着用粤语帮我点单，木桌上的青瓷碗沿还留着上世纪的茶渍。那时我不懂，为什么广州人愿意花一上午的时间，对着一笼点心细嚼慢咽，直到后来听李老板说，“一盅两件”的闲逸，早在清代十三行时期就随着商船的帆影，融进了岭南人的骨血——当年外国商人来广州通商，总爱钻进茶楼，就着茶点谈生意，久而久之，茶楼成了市井生活的戏台，藏着最鲜活的广州。 玻璃柜里的烧卖还在冒热气，窗外的骑楼浸在晨雾里，趟栊门上的铜环被无数只手磨得发亮，门楣上“苏氏书斋”“李氏商行”的刻字被雨水洗得发白。阿婆说，她小时候常趴在书斋的窗台上，看账房先生拨算盘，现在书斋变成了咖啡店，可柜台后的姑娘，还会给老客泡一壶普洱。“你看那铜环，”阿婆指着趟栊门，“我先生当年追我的时候，每天都来敲这铜环，问我‘饮唔饮茶’，敲了三个月，我才应他。

” 晨光渐亮，茶楼里的人多了起来，有穿西装的年轻人边吃肠粉边看手机，有退休的老街坊围坐在一起讲家常，李老板的儿子正帮客人打包点心，包装袋上印着“福记”的旧招牌。当阿婆用盖碗撇去茶汤浮沫的瞬间，我忽然觉得，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结——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戴草帽的挑夫或许不在了，但那股子慢下来的烟火气，还在升腾的茶雾里，在竹蒸笼的缝隙间，活得热气腾腾。

高铁“复兴号”穿过秦岭隧道时，风呼啸着拍打车窗，手机信号短暂中断的瞬间，我想起在西安遇到的文物修复师张师傅。那天我在兵马俑博物馆的修复室窗外徘徊，看见张师傅正用细如发丝的镊子，给一块陶俑的彩绘残片除尘，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放大镜、颜料盘，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秦代制陶工艺考》。 “后生仔，进来看看吧，别靠太近就行。”张师傅的声音带着陕西口音，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他面前的陶俑断了一只手臂，彩绘已经斑驳，露出底下的青灰色陶胎。“这是个步兵俑，去年在一号坑发现的，彩绘层薄得像蝉翼，一接触空气就容易翘起来。

”张师傅拿起一支细笔，蘸了点淡红色的颜料，小心翼翼地补在陶俑的甲片上，“这颜料是按秦代的方子调的，朱砂加生漆，还要兑点桃胶，这样才够黏，颜色也正。

” 我问他修复一尊陶俑要多久，他笑了笑：“最短三个月，长的要一年。

上次修复一个将军俑，光查资料就花了一个月——得知道秦代将军穿什么甲、戴什么冠，连甲片的纹路都不能错。”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那是一尊完整的将军俑，目光如炬，甲片上的朱砂还泛着红光，“这是我师傅修复的，他修了一辈子陶俑，退休前跟我说，‘修复不是复原，是让陶俑记得自己是谁’。后来我去西安城墙，遇到了守墙人老王。

老王穿着藏青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蹲在砖缝前记录。

“每块砖上都有窑工的名字，”他指着一块刻着“王二”的砖，“洪武年间的窑工，烧砖的时候要刻上名字，出了问题能找到人。”老王的爷爷是抗战时的守墙人，当年日军轰炸西安，爷爷带着村民在城墙上巡逻，用土炮打飞机；现在老王每天沿着城墙走八公里，检查砖缝里的瓦松有没有长太多，城墙上的箭垛有没有松动。 “你看这砖缝里的瓦松，”老王摘下手套，摸了摸瓦松的叶子，“我爷爷说，瓦松长得好，说明城墙根基稳。现在有游客来，我就给他们讲这些砖的故事，有的砖跟着城墙守了六百年，比咱们的祖宗还大。”夕阳西下时，城墙的青砖泛着冷光，老王拿出手机，给远方的孙子发了段城墙的视频，视频里，晚霞把箭垛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个个沉默的守护者。 碑林博物馆的《开成石经》前，拓片师傅周姐正用鬃刷轻轻敲打宣纸，墨汁在石缝间晕开，黑色的墨迹顺着经文的笔画漫延，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拓片要力道匀，不然字会糊，”周姐的手上沾着墨渍，“我奶奶当年给碑林拓片，用的就是这把鬃刷，刷柄都磨圆了。

”她拿起一张刚拓好的《金刚经》，纸上的楷体字端正有力，“你看这‘佛’字，唐代的书法家写的时候，起笔重，收笔轻，拓的时候得跟着笔势走，不然就没那股劲儿了。

” 展厅外的走廊里，几个学生正用手机拍电子屏上的宋体字，周姐笑着说：“现在年轻人爱用电子屏，但总有人来拓片，说墨香比电子屏暖。

”我看着纸上的唐楷与电子屏上的宋体字，忽然觉得，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古人把字刻在石头上，是怕忘记；我们把字显在电子屏上，是怕失传。而那些藏在笔画里的力道与温度，从来都没变过。 从西安到敦煌的火车上，我又遇到了林晓。她还是背着那个画夹，里面装着半本临摹的壁画稿，上次在玉门车站，她正对着雅丹地貌画火车，这次她靠窗坐着，笔尖蘸着余晖，在画纸上勾勒鸣沙山的轮廓。

“我奶奶以前是敦煌研究院的画工，”林晓翻开画夹里的旧笔记本，上面是奶奶的字迹，“‘青金石要磨三遍，颜料才够亮；赭石要加松烟，颜色才够沉’，这是奶奶教我的。

” 林晓的奶奶临摹《张骞出使西域图》用了五年，眼睛差点瞎了，临终前还握着她的手说：“壁画会老，但颜色不能老。”现在林晓每年都来敦煌，带着奶奶的旧画板，临摹那些快要褪色的壁画。“上次我在323窟临摹，发现张骞的骆驼鞍上有个小图案，跟我奶奶笔记里画的一样，”林晓的眼睛亮了，“就像奶奶在跟我说话一样。” 车过玉门时，夕阳把雅丹地貌雕成了金色的城堡，林晓忽然铺开画纸，笔尖快速移动。“你看远处的沙丘，”她指着窗外，“我爷爷当年是骆驼客，给莫高窟送粮食，他说过，雅丹地貌的影子会变，有时候像骆驼，有时候像城堡。”画纸上，奔驰的火车旁，隐约有驼队的影子在沙丘上移动，夕阳把火车的玻璃映成了金色，像撒了一把碎星。 到敦煌的那天，莫高窟的讲解员马姐带我们去323窟。当她用手电筒照亮壁画时，我屏住了呼吸：汉武帝的使者牵着骆驼穿越沙漠，骆驼的鬃毛用金线勾勒，在光线下闪着细碎的光；壁画的颜料里混着西域的云母，摸上去有点糙，却带着沙漠的温度。

“这颜料里的青金石，是从阿富汗运来的，”马姐的声音很轻，“当年古人把西域的矿物宝藏，都揉进了对佛国的想象里。” 马姐的爸爸是敦煌的摄影师，拍了一辈子壁画，现在她带游客时，会拿着爸爸拍的老照片：“你看这张1950年的照片，《张骞出使西域图》的颜色比现在深，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用科技保护，希望能让颜色留得更久。”飞天的飘带在幽暗洞窟里飞扬，反弹琵琶的伎乐天嘴角带着神秘微笑，马姐说，这些飞天的原型，有的是民间舞者，有的是宫廷乐师，古人把身边的人画进壁画，是想让他们永远活着。 傍晚站在鸣沙山上，沙子在脚下“嗡嗡”作响，像谁在低声说话。马姐说，这是沙子在回忆——千年前，商队从这里经过，驼铃声混着沙子的声音；现在，游客的笑声也混着沙子的声音。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与沙丘等高，远处的月牙泉像块被遗忘的翡翠，泉边的芦苇荡里，几只水鸟掠过水面，翅膀上沾着泉水的光。 “你读过《王昭君变文》吗？”马姐忽然说，“‘沙碛茫茫黑水流，胡风浩浩黄云秋’，以前我不懂，直到站在这里，才知道什么是‘茫茫’，什么是‘浩浩’。”风卷起沙子，打在脸上有点痒，我忽然明白，文字从不是抽象的符号，当你站在这片土地上，就能听见千年前的叹息，正顺着风沙飘过来——那是王昭君的乡愁，是张骞的坚定，是无数商人、使者、画工的故事，都藏在鸣沙山的沙子里，等一个愿意听的人。 在深圳莲花山顶看夜景时，阿哲指着远处的平安金融中心，语气里带着骄傲：“这楼建成那年，我刚毕业来深圳，在楼下的便利店买泡面，觉得这楼高得能摸到云。阿哲的爸爸是1980年到深圳的，背着铺盖卷从老家来，在工地上搬砖，现在阿哲开了家科技公司，做人工智能，办公室就在平安金融中心的28楼。 “我爸总说，他刚来的时候，深南大道还是泥巴路，现在你看，”阿哲指着霓虹灯下的车流，“车水马龙，比他老家的县城还热闹。

”我们沿着莲花山往下走，阿哲说要带我去大鹏所城，“那里有深圳的根，你去了就懂。

” 大鹏所城的城门上，“大鹏守御千户所”的刻字被雨水洗得发白，城墙上的砖缝里长着杂草，守城的老人姓黄，是抗倭将士的后代，家里传下来一把腰刀，刀鞘上刻着“万历年间”。“我爷爷说，当年倭寇来犯，将士们就在这城墙上射箭，”黄爷爷摸着城墙砖，“你看这砖上的凹痕，有的是箭射的，有的是炮弹砸的。

” 城门口的石板被磨得发亮，明代的马蹄印旁，印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辙。

阿哲蹲在马蹄印前，用手机拍了张照：“我公司的LOGO里就有这个马蹄印，想让科技里有历史的根。”黄爷爷笑着说，现在常有年轻人来拍视频，说要让更多人知道大鹏所城的故事，“以前我怕这城会老，现在不怕了，年轻人会把它的故事传下去。” 离开时，黄爷爷给我们递了杯凉茶：“深圳变化快，但根不能丢。”我喝着凉茶，甜味里带着点苦，忽然懂了这座城市的密码——六百年前，抗倭将士在这里筑起堡垒，守的是家国；今天，年轻人带着梦想在此扎根，闯的是未来。

城门洞里的风，吹过明代的砖，也吹过现代的玻璃幕墙，却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福州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路还留着雨痕，林则徐故居的紫藤萝攀在清代的砖墙上，紫色的花瓣落在石板上，像撒了一把碎紫水晶。导游陈姐是林则徐的后人，她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家书，上面是林则徐写给家人的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陈姐轻轻摸着家书，“林则徐当年被贬伊犁，还在给家人写信，说要兴修水利，让老百姓有饭吃。

”我们沿着南后街走，陈姐指着一家鱼丸店：“这家‘林记鱼丸’开了百年，师傅林伯的手艺是祖传的。” 林伯正在店里用木槌捶打鱼糜，“砰砰”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他从16岁开始做鱼丸，现在70多了，手上的老茧比鱼糜还厚。“我爷爷当年给林则徐家送过鱼丸，”林伯停下木槌，擦了擦汗，“说林则徐爱吃鱼丸，说鱼丸要Q弹，才像福州人的性子。” 前些年，林伯的儿子不想做鱼丸，想去外地打工，林伯很着急，怕手艺断了。陈姐知道后，帮他找了几个年轻徒弟，还开了直播，让鱼丸卖到了外地。“现在每天都有订单，有的是福州人在外地订的，说吃着鱼丸就想起家，”林伯的脸上笑出了皱纹，“我现在不怕了，徒弟们学得认真，鱼丸的味道不会变。” 我们走到闽江边，陈姐指着远处的码头：“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是从这里启航的，那些载着瓷器与丝绸的福船，船头雕刻的眼睛至今还望着闽江。”江面上，现代的货轮驶过，汽笛声与远处的琵琶声混在一起，陈姐说，那是评弹艺人在船上表演，“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抱得很紧。” 江对岸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像五片白色的茉莉花绽放在江畔，夜晚亮起灯时，花瓣的影子映在江面上，像一朵会发光的花。“这是福州的新地标，但设计里有福州的元素，”陈姐说，“茉莉花是福州的市花，设计师把它放进建筑里，就是想让现代里有传统的香。” 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暮色里亮起灯光，江风卷起旗袍店“苏记”的门帘，苏姨正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在灯下细细缝盘扣。

“这旗袍是给一位新娘做的，”苏姨的手指很巧，针线在布上穿梭，“新娘说要穿传统旗袍结婚，还要绣上上海的市花白玉兰。

” 苏姨的妈妈当年是上海名媛的裁缝，做的旗袍在十里洋场很有名。“妈妈教我做盘扣，说一字扣要缝18针，每针的距离要一样，”苏姨拿起一个做好的盘扣，“你看这盘扣，像不像白玉兰的花瓣？” 旗袍店旁边是家网红奶茶店，老板是苏姨的徒弟小吴，她把旗袍的盘扣元素印在奶茶杯上，还推出了“旗袍奶茶”，上面撒着白色的奶盖，像旗袍的滚边。“现在年轻人爱喝奶茶，也爱传统的东西，”小吴笑着说，“有次一个外国游客买奶茶，看到旗袍店，还定制了一件旗袍，说要带回国当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