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蒙光芒散尽时，我正躺在一条泥泞的土路上。

鼻腔里充斥着一股陌生的、混杂着泥土、草根和大型牲畜粪便的刺鼻气味。我挣扎着坐起身，身上那件印着“I ♥ Math”的T恤衫已经沾满了泥污，看不出原色。远处，几面绣着一个古朴“汉”字的红色旗帜，在一片低矮的夯土建筑上空，迎着萧瑟的秋风猎猎作响。我，李谦，一个刚刚在21世纪的象牙塔里拿到数学博士学位的现代人，以一种最不科学、也最蛮横的方式，被抛回了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的那一年。最初的几个月，是纯粹为了生存的挣扎。

我学会了啃食能把牙齿硌掉的麦饼，学会了分辨官兵和盗匪的不同旗号，学会了在夜晚的寒冷中蜷缩在草堆里取暖。我脑中那些关于黎曼流形和希尔伯特空间的知识，在饥饿和寒冷面前显得一文不值，甚至不如一件破旧的蓑衣。直到有一天，一支运粮队在城门口发生了混乱，账目算得一塌糊涂，押运的军官急得满头大汗。

我仅仅是站在一旁，凭着心算，在几分钟内就将那笔由“万”、“千”、“百”和无数“正”字组成的乱账理得清清楚楚。

那个军官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就这样，我被带到了时任丞相萧何的面前。

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在一间点着油灯的简陋官署里，我向这位日后名垂青史的大汉后勤总管，展示了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制。我看着他，这位能决断天下钱粮的智者，在面对“0”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占位”概念时，陷入了长久的、震撼的沉默。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小小的圆圈，能将大漢帝国的财税管理效率，提升一个前所未有的台阶。通过萧何，我见到了张良，那位运筹帷幄的谋圣。在他的府邸，我们没有谈论钱粮，而是谈论“空间”。

我为他画出了笛卡尔坐标系，解释了经纬度的概念。我告诉他，只要有三个已知点，我们就能精确地定位地图上的任何一个未知点。张良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画出的那些横平竖直的线条。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先生之学，可将天下，纳入一盘棋局之中。”最后，我见到了刘邦，那个刚刚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草莽皇帝。在未央宫粗糙的殿堂里，一场真正的辩论开始了。

“朕听萧何说你懂算术，听张良说你懂地理，”刘邦斜倚在榻上，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可朕看你，不过一介白面书生。你那些画来画去的道道，究竟有何用处？能让士兵吃饱饭，还是能让敌人的人头落地？”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解释函数、几何与物理世界的关系。然而，我说的越多，刘邦眼中的鄙夷就越深。他猛地坐起身，打断了我：“够了！

朕居马上而得天下，靠的是兄弟和刀剑，不是你这些虚无缥缈的‘道理’！

若天下事皆可算尽，还要我等拼死拼活作甚！”眼看就要被当成方士赶出去，张良起身了。

他没有看我，而是对刘邦说：“陛下，李先生所言之理，臣亦不能尽通。然臣知一事。

若依先生所画之‘抛物线’，可算出投石机的最佳抛射角度。依此法，我大汉军士，可于三百步外，精准击中敌军帅旗。”刘邦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而明亮的光芒。我意识到，我无法回去了。

而我脑中那座跨越了两千年的知识宝库，是这个新生王朝最需要的力量。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穷尽我的余生，将我所知的一切，写下来。在刘邦的支持下，一个名为“格物秘府”的秘密机构在宫城最偏僻的角落成立了。那里戒备森严，与外界完全隔绝。我用最原始的竹简和笔墨，开始了这场孤独的“文明移植”。

我从最基础的《初等数学纲要》写起，然后是《微积分原理》、《线性代数》、《概率论导引》……我拼命地回忆，将那些已经融入我血液的公式和定理，一点点地“翻译”成他们能理解的语言。

我教他们如何从公理出发进行演绎，告诉他们一个完美的证明，其美感不亚于最华丽的诗篇。

我老得很快。无休止的抄录和教学，耗尽了我的心血。

我身上那件现代的T恤衫早已化为尘土，取而代之的是宽大的汉服。

我教出了一批聪明的学生，他们将成为这个帝国第一代的科学家。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开始撰写那些更高深的理论——《抽象代数》、《微分几何》、《拓扑学概论》。

我不知道他们能理解多少，我只知道，我必须把种子留下，哪怕只有一颗能在未来发芽。

临终前，张良来看我。这位曾经叱咤風雲的谋圣，如今也已是白发蒼蒼。他握着我枯瘦的手，看着满屋子堆积如山的竹简，轻声问道：“先生，你穷尽一生，留下这如山典籍，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笑了笑，用尽最后的力気说：“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说完，我闭上了眼睛。无尽的黑暗袭来，然后，是刺眼的光芒。我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坐在图书馆柔软的椅子上。鼻腔里是书页、灰尘与空调冷气的混合味道。

我回来了。两千年的光阴，仿佛一场南柯一梦。我心中充满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与期待。

我迫不及待地冲向电脑，我的手在颤抖，被彻底改变的世界——一个在汉代就开启了工业革命、在唐宋就已迈入星辰大海的辉煌文明。

我深吸一口气，在搜索框里输入了那个最能定义近代中国命运的词汇：“鸦片战争”。

屏幕上跳出的，是那段我再熟悉不过的屈辱历史。

林则徐、虎门销烟、南京条约……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怎么可能？

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我无法理解。一个掌握了微积分和物理学的汉朝，一个拥有完整科学体系的文明，怎么可能在1840年，还会被几艘蒸汽船轻易地轰开国门？

巨大的困惑攫住了我。我开始疯狂地搜索。我放弃了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转而深入到最基础的领域：“中国数学史”。搜索结果的前几条，是一个讲汉代数学启蒙的营销号，里面几乎讲了刘邦萧何等人对中国数学史的贡献，不过几乎也都是泛泛而谈，没有多少有用信息。但当我翻到第二页，系发布的、名为《论中华文明在14世纪前的“科学大分流”及其内在性崩溃》的冷门论文。

我点了进去。我逐字逐句地读着那段摘要，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却构成了我无法理解的叙事：“……‘素王’思想的早期实用主义，在董仲舒的‘理性化改造’后，为汉帝国的‘格物’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然而，王莽的‘理性灾难’导致了东汉‘儒家证主义’的修正……最终，宋代对‘大一统理论’的病态追求，及其在‘靖康奇点’中的崩溃，标志着该文明内在逻辑的必然破产……”“素王”是谁？“格物”是什么体系？

“理性灾案”又是指什么？“靖康奇点”...奇点？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怎么会出现在历史论文里？这篇论文的作者，显然默认读者对这些名词了如指掌。可我，这个故事的开创者，却一无所知。这些词汇背后，隐藏着一段怎样的、我从未设想过的历史？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疲惫感依然沉重，但一种更为强烈的、近乎疯狂的好奇心攫住了我。结局未变，过程却被彻底打败。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创造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怪物？

第二章 探索那篇牛津大学的论文，与其说是一份历史报告，不如说是一篇写给天神的谜语。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关掉了论文，回到了数据库的起点。我的探索，必须从头开始。

我点开了那些被标记为“来源存疑”的数字化汉代竹简拓片，一段尘封两千年的、由我亲手开启的历史，缓缓展现在我的眼前。汉朝，是工具的诞生与显学的确立。 我看到了我留下的那些典籍，如何被刘邦的子孙们系统性地整理、研究。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汉武帝时期。

我找到了一份名为《石渠阁辩记》的残卷，上面详细记录了一场决定这个文明思想走向的朝堂大辩论。

《石渠阁辩记》残卷摘抄古文原文时维元光元年，帝召天下儒士、格物家，会于石渠阁，以定国是。丞相公孙弘进曰： “臣闻王者所以治世，在乎明人伦、厚德教，此不易之大道也。孔子之术，仁义为本，纲常为用，足以安邦。近者百年，‘格物’之学兴，朝野翕然，争相以勾股方圆为能事。此等末技，虽利工输，于化民成俗，实无裨益。甚者，以‘天道有常’为辞，释日月之食、星辰之变，视天之谴告为常理，非大不敬乎？长此以往，君臣无畏，黔首无信，礼崩乐坏，不远矣。臣昧死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正国本！

”大儒董仲舒对曰： “丞相之言，知其表而未达其里。儒术为本，臣无异议。然何为本？

何为道？《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此‘则’者，宇宙之经纬，万物之法度也。

昔有先师，后世尊曰‘素王’，尽其毕生，为我等开示此‘则’之一隅。其所授者，乃天体运行，非出偶然，而有至精之数理；万物生灭，非因鬼神，而有内蕴之恒常。丞相，此非于‘天道’有至深之洞见乎？”公孙弘诘曰： “天道玄远，神鬼难测！

若万般皆可数算，天威复存焉？若日食可前知，人君何须罪己？”董仲舒慨然长叹，声振殿宇： “此正我辈于‘天人感应’之惑也！天之大，非在其喜怒无常，而在其‘理’之永恒！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常’者，即素王所揭示之‘理’，乃可推演之宇宙公理也！天子之责，非以德行媚天，以求祥瑞；乃以仁政，使人之序，与宇内之‘理’同振！此所谓‘天人合一’，实为‘天道即理，人道亦理’！”“日食可前知，正彰显‘天道’之信实！

若于此宇宙秩序昭然之刻，我大汉子民尚有饥馁不公，则‘人道’已大悖于‘天道’之和谐。

此非天降罚，乃宇宙之大秩序，映照我等之小失序也！其警示之深，远胜于不可测之灾异！

故臣以为，‘格物’非但不可废，反当大兴！儒生当学算，以明‘天理’；天子当学算，以正‘人道’。如此，方可建上合天心、下安黎民之万世王朝！

”……残卷至此中断今文释义时在元光元年，皇帝召集天下的儒生和科学家，在石渠阁开会，以决定国家的基本方针。

丞相公孙弘进言说： “臣听说君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在于明确人伦关系、淳厚道德教化，这是亘古不变的伟大道路。孔子的学说，以仁义为根本，以三纲五常为应用，足以安定国家。

近百年来，‘格物’这门学问兴起，朝野上下都跟风，争相把能计算、会画图当作本事。

这种末流的技巧，虽然对工匠运输有利，但对教化民众、形成良好风俗，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更过分的是，他们用‘天道有常’作为说辞，来解释日食、星辰异变，把上天的警告，看作是普通的物理现象，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敬吗？长此以往，君臣没有敬畏，百姓没有信仰，礼制崩坏，就为期不远了。臣冒死请求，罢黜百家，只尊崇儒家学说，以此来扶正国家的根本！”大儒董仲舒回答说： “丞相的话，只看到了表面，却没有通达其内核。儒家学说是根本，我没有异议。但什么是根本？什么是‘道’？

《诗经》说：‘上天生育万民，创造万物也制定了万物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宇宙的结构，万物的规律。过去有位先师，后世尊称他为‘素王’，他用尽一生，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法则’的一个角落。他教导我们，天体的运行，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极其精密巧妙的数学规律；万物的生灭，并非因为鬼神，而是内含有恒定不变的物理规律。丞相，这难道不是对‘天道’最深刻的洞察吗？

”公孙弘反问： “天道玄妙高远，鬼神都难以预测！如果什么事都可以被计算出来，上天的威严还存在吗？如果日食可以被预知，君王还有什么必要下罪己诏呢？

”董仲舒慨然长叹，声音响彻大殿： “这正是我辈对于‘天人感应’的困惑所在！

上天的伟大，不在于祂的喜怒无常，而在于祂所代表的‘理’的永恒性！

天道有其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不因为尧是圣君而存在，也不因为桀是暴君而消亡。

这个‘不变的规律’，就是素王所揭示的‘理’，是可以被推演的宇宙公理！天子的责任，不是用德行去取悦上天，来求得祥瑞；而是要用仁政，使得人间的社会秩序，与这个宇宙的‘理’和谐共振！这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天道的规律就是物理，人道的规律就是伦理’！”“日食可以被预知，正好彰显了‘天道’的诚信可靠！

如果在宇宙秩序昭然若揭的庄严时刻，我大汉的子民还在遭受不公与饥饿，那就意味着‘人道’已经严重偏离了‘天道’的和谐。这不是上天降下惩罚，而是宇宙的大秩序，映照出了我们的小失序！这种警示的深刻程度，远比一个无法预测的灾难要严重得多！所以臣认为，‘格物’不但不能废除，反而应当大力推行！儒生应当学习数学，以此来明白‘天理’；天子也应当学习数学，以此来端正‘人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上合天心、下安百姓的万世王朝！

”……残卷至此中断我看着这段文字，心潮澎湃。董仲舒，这位我从未谋面的思想家，以一种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将我留下的科学体系，与这个古老文明最核心的哲学思想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辩论的结果，是汉武帝下令“儒算并行”，数学，从此不再是帝王的秘密武器，而是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的官方正统，是每一个士人必须掌握的“格物”之学。而我，那个早已被遗忘的异乡人，被追封为“素王”。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我看到了王莽，那个理想主义的篡位者，也是一位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如何将这套理性的工具推向了第一个极端。他坚信，既然宇宙的运行有其完美的数学模型，那么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儒家理想国，也必然存在一个完美的“社会模型”。

他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格物秘府”的超级计算能力，找到了这个“上古圣王治世的总方程式”。

我看到了一段关于他改革的详细记述：他废黜私田，将天下土地收归国有，并派遣无数“计吏”，手持经纬仪与三角板，对帝国每一寸土地进行勘测。

土地不再以“亩”为单位，而是被赋予一个综合了土壤肥力、水源、光照的“赋能值”。

同时，户籍不再只记人口，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为每个家庭计算出一个“劳动熵”。他的“国家统筹司”日夜运转着庞大的算盘阵列，试图解开那个将亿万“赋能值”与“劳动熵”进行最优匹配的宏大方程，以期实现一个理论上粮食产量最大化的“井田模型”。他废除了市场，认为那是充满贪婪与混沌的非理性之地。国家统-司成为了唯一的买家与卖家，入产出表”来为天下所有商品——从一粒盐到一匹布——制定一个永恒不变的“公允价格”。

然而，他那完美的模型，却撞上了一个他永远无法量化的变量——人性。农民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收成的好坏都与自己的所得无关，于是他们开始怠工；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模型要求的指标，开始大规模地虚报数据；商人们则创造了庞大的地下经济网络，以躲避国家的“公允价格”。

当一场模型未能预测到的大蝗灾来临时，这个被优化到极致、毫无冗余和弹性的系统，瞬间崩溃了。这场被史学家称为“理性灾难”的创伤，催生了东汉的“儒家实证主义”。

学者们不再空谈理论，而是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位名叫张衡的旷世奇才，整合了我留下的所有物理学手稿，并结合他自己惊人的观察与推演，写下了那部堪比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煌煌巨著——《天道数学原理》。这本书，用统一的数学语言，完美地解释了行星运动、万有引力与运动三定律，成为了此后一千年里，这个文明物理学的最高圣经。第三章 辉煌随着东汉国力日盛，学术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些“四世三公”的顶级门阀，不再满足于经世致用的“实证”之学，开始追求更纯粹、更优美的理论。我看到了一段关于汝南袁氏的记载，这个在我的历史中以研究《易经》闻名的家族，在这里，却成为了“玄数论”即复分析的开创者。

他们将研究从实数扩展到了包含虚数的“玄数”领域，并发现，许多在实数世界里无法解释的函数性质，在“玄数平面”上却变得豁然开朗、和谐统一。

这种脱离实际、追求纯粹数学之美的风气，被当时的学界视为学术繁荣的顶峰。

但袁氏并非孤例。我发现，其他大族也纷纷开辟了独特的“家学”：弘农杨氏，以严谨著称，他们不满于当时对无穷小量应用的直观化，开创了“析理穷源”之学，致力于为所有“格物”之学建立一套如磐石般坚固的逻辑基础——天哪，我认出来了，那是分析学的雏形，是魏尔斯特拉斯思想的古老回响！而以智谋闻名的颍川荀氏，则将初等数论与兵法、谋略相结合，发展出了一套“衍数密术”，用于信息的加密与传递，那是密码学的开端。更有江东的陆氏，将围棋的棋理与社会冲突相类比，创立了“弈策之术”，试图为各种竞争与合作找到最优的策略——这不就是博弈论吗？

这些思想的火花，照亮了汉末的天空，但也加剧了“理”与“用”的分裂。

我能从这些泛黄的竹简中，嗅到未来思想分裂的气息。三国，是大分野的时代。

汉朝的统一框架崩溃，三个政治实体为了证明自身路线的优越性，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符合其政治理想的科研方向上。我看到了曹魏，在“国家理性主义”的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