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总在黄昏时分配房间，像布置田地的秧苗。

姐姐们两两结对，唯有我被单独安排在西南角的储物间——那里堆着满袋爷爷从深山里拾来的黑松子，乌亮亮地垒成小山，空气里终年浮动着清冽的香气。

松子袋垒成的城堡里，我撕下作业本叠花篮。

奶奶洒落的洗衣粉碎钻般铺在地上，我用纸篮盛起这些星芒，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不起的伟业。

忽然瞥见窗外挺拔的身影，玻璃上压着两道浓眉。

爷爷不说话时像山，我慌忙把花篮藏到松子堆后，却听见门轴轻响。

“在做什么？”

“给奶奶造收纳盒！”

我掏出残破的纸篮，松子从缝隙簌簌漏下。

他眼角细密的纹路忽然流动起来，像春水化开冻土。

那只抚过七十载风雨的手拍了拍我的肩：“现在该做什么？”

松子的香气裹着这句话，轻轻落进我八岁的黄昏。

那年深秋，爷爷带我去后山捡柴。

山路蜿蜒，松针铺成金黄的地毯。

在一处向阳的坡地上，我发现一株刚破土的松树苗，嫩绿的针叶还带着绒毛，在风中微微颤动。

我伸手要拔，却被爷爷轻轻拦住。

“让它长着。”

爷爷蹲下身，用粗糙的手掌抚平周围的泥土，“现在看着不起眼，再过些年，就是棵好松树。”

我不解地望着只有指甲盖高的树苗：“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树有树的时候，人有人的时候。”

爷爷望向远方的山峦，“有的种子破土快，有的破土慢，但只要根扎得深，都能成材。”

后来爷爷赶场来镇上时，常指着我家中满墙奖状说：“姐姐们是熟透的稻穗。”

我数着稻穗间的空隙，心里悄悄渴望——能否也为我留一隅金黄。

这种渴望在二年级的冬天变得具体起来。

我和父母签下契约：九十分换一个芭比娃娃。

考试时铅笔划过试卷，竟真划出九十二道闪光的刻度。

我把试卷折成方块塞进牛仔裤兜，周末在爷爷家来回踱步，终于假装失手让纸团滚落沙发。

爷爷展开试卷的动作像对待松树苗般轻柔。

“谁的？”

棉布窗帘筛过的阳光在他指尖跳跃。

“哦——是胜楠。”

他念我的名字，像在舌尖轻轻摩挲一粒刚破壳的松子，“瘪谷子成赞了。”

而后将试卷折回原状，见我困惑，他补充道：“下次要更认真。”

那些乌亮亮的松子后来去了哪里？

或许化作了深夜他巡视田埂时，手电光柱里飞舞的尘霭；或许变成了午后他坐在菜园木凳上，给我讲述往事时，眼底闪烁的温润光点。

首到某天，我看见他对着自己无力洗净的污浊衣物哽咽。

那个自学识字、一生要强的农民，那个坚持每周带领全家大扫除的洁癖者，在病痛面前失去了最后的体面，哭得像一个茫然无措、走丢了的孩子。

那一刻，山一样的爷爷，让我第一次窥见了生命的脆弱。

十西年后的夏天，我特意寻到那个向阳的山坡。

松树苗己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枝干挺拔，针叶苍翠。

春风过处，松涛阵阵，仿佛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忽然想起爷爷的话："树有树的时候，人有人的时候。

"这些年来，站在无数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那些辗转难眠的深夜，爷爷的话总会在耳边响起。

“瘪谷子成穗”——这句带着泥土气息的乡谚，成了我最珍贵的精神资粮。

高考失利时，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生活受挫时，我把它设为手机屏保；甚至在浑浑噩噩，虚度年华时，都会想起那个午后爷爷摩挲松子的神情。

如今我依然习惯在书桌角放个小篮，有时装橡皮屑，有时盛阳光。

某个整理房间的午后，一枚松子从旧书页中滚落，乌亮亮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我把它握在掌心，忽然听见十西年前的那个黄昏，爷爷的声音穿过时光的走廊：“现在该做什么？”

松香依旧，青山未老。

那个曾经渴望被认可的女孩，终于长成了自己的松树——不必急于参天，不必比拟稻穗，只需按照自己的时序，一寸一寸地接近天空。

因为早在那个捡松子的秋天，爷爷就教会了我：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生长得快慢，而在于根扎得有多深。

彼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把最珍贵的种子埋进了我的人生——那种必须破壳才能生长的、沉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