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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一

熟悉张爱玲是从她的小说开始，但喜欢她却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她冷静、平淡的散文真实地反映了身边的生活。她对人和事有清醒透彻的认识，散文中的一些亲身感受也很值得人回味，虽然她曾自命名为“生来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小说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她的散文成熟却早于小说，就一个散文作家来说，虽然她只有《流言》一本散文集问世，但从作品的质量和写作的持久度来说，她真的可以算是散文大家。

张爱玲的散文写京戏、服饰、美食、音乐、绘画、文字、舞蹈、恋爱……于点点滴滴中诉说着生活的苦恼。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人们感受的是别具一格的语言美,她带着苍凉的气息去感受市民生活，还原普通人的生存现象，多变的语言风格，让她的文章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词语的创造与搭配。

现代汉语写作才华的一种见证表现是对词语的发现、创造与调遣。鲁迅以用词不规范而别具奇崛文字魅力著称，实则张爱玲文字中不规范的地方处处皆是。对于文人而言，不规范恰是天赋异禀的驰骋之所，倘若能自成一体，“不规范”亦能变成新规范。张爱玲的文字往往自铸新词，虽不合规则，但却能妙词传神，造成一片生气。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二

韩愈（768—824），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中唐诗坛上一位别开生面，用于独创的诗人。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曾致力于诗歌的创新，以纠当时平庸的诗风。韩愈是我国唐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当时的古文运动中所建立的功绩受到后人普遍的赞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不可抵挡的。韩愈的诗歌有四百来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不多，反映社会现实的面也不宽，称不上是中唐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社会的某些面影，听到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声，从那些怀才遭冤的怨言中，人们看到封建专制压制人才的某些侧面，从而加深了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韩愈诗歌中独特的艺术风格。

《古文评注》上说：“唐文惟韩奇。”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韩愈的诗，也引入了韩文的风格和章法技巧。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韩孟诗派作为中唐诗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艺术创新流派，在对诗歌艺术的创新上，更是表现出异常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韩愈在歌创作上，反对因袭，力求创新。韩愈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崛险怪”，主要表现为想象的特，夸张的大胆，意境的奇幻。

想内容一以贯之。在表现手法上，亦有明显的散文倾向，这与他提倡儒学复古，反对骈文是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在韩愈的诗中继续体现出来。韩愈诗歌在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追求奇、特、险、怪。他不甘平庸，敢于向社会挑战，敢于与潮流背道，敢和命运抗争，一生坎坷，在潮起潮落中展示真我，显示出豁达、好强、无所顾忌、锋芒毕露的个性。在艺术上创新求异，大胆采用前人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使诗歌呈现出“奇崛险怪”的特点，但并不都以奇险见长。他的诗可以清幽如水，也可以奔涌如瀑，更可以奇险如坚冰怪石。

总的来说，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用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这里主要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韩愈的创作风格。

韩愈的一部分诗拈取鬼怪，离奇之题材入诗。如《陆浑山水》，《月食诗》，《嘲鼾睡》均以题材之鬼怪，离奇著称。此类诗题材特殊，大量引用稀奇古怪之事物，设想之奇特，造语之险，堪称一绝。韩诗之奇险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韩愈另有一些作品，以内涵违情，或意念悖理，而呈现奇险之风格。如《鄭群赠單》云：“身甘寝百疾愈，卻願天日魱炎曦。”再如《双鸟诗》更是一首奇诡费解之作。

作为一位极富创造性的文学巨匠，韩愈为诗作文，能够摆脱拘束，

自僻蹊径。韩愈不断探索诗歌的新形势，新风格。韩愈诗力求新奇，自成一家。诗中多神奇的想象，每借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正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在《听颖师弹奏》中，诗人之奇思，或在天，或在地，或挟雷电，或跨天宇，雄阔壮丽。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丽奇伟的事物，都用来设喻，使诗歌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以充分表现。韩愈为适应险怪追求的生新，在词语的选用上也很重视，他很少写香艳题材，其词语的选用往往以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为主，从而营造光怪陆离、狰狞震荡的怪异风格。

在《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一诗中，一开首写衡岳的形势和气象，起笔高远。先总叙五岳，再转叙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显得气势磅礴。写衡岳诸峰，“仰见突兀撑青天”，仰面看去，高峻陡峭的山峰，好比擎天柱支撑着天空，给人以奇险明快之快感，“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令人“森然魄动”。

《山石》：“山石确径安徽，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如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这首记游诗意境雄浑，语言流畅，风格清新，在韩诗“奇崛险怪”的诗风中别具一格，独具特色，称誉于后世。

夜，两位诗人在一起赏月喝酒，回望几年来坎坷的命运，感慨万千。这首诗开头写中秋夜景，中间借张之口用大段笔墨叙述自己被贬谪之苦，虽然心中苦涩，但好强的性格使他又不肯示弱，便写的虚虚实实，含蓄悠远，使得全诗结构上起落多变，让读者觉得奇崛险怪。

在《南山诗》中，诗人先写南山在四季变化中的不同姿态，接着写它的大致轮廓走势，然后写自己的两次游历，到处是铺张扬厉的形状神态。其中写第二次游历的一段，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形容南山众多山岭各个不同的形状神态，尤为奇绝壮观。

在《李花赠张十一署》中，诗人以遒劲之笔描写绮丽的景物，发掘出常人所未曾领略到的自然之美，诗中的奇思壮采，浪漫情调，宏阔意境和难以捉摸的纷繁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用翻空的波涛形容李花林，写白花倒映得天亮而使群鸡惊鸣，精妙奇丽，体物入微，发前人未得之秘。“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一句想象怪奇，把李花的“缟夜”渲染到极致。

韩愈的诗作有很多，这只是其中的几首，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探险入幽的奇思幻想，拗折排的布局结构，诘屈聱牙的僻字晦句，有意违背常规的险韵重韵，以及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幅，是构成的那宏伟奇崛风格的艺术因素。

气度。我国古代有所谓的“文如其人”之说，讲的就是创作风格与人格的关系。心理学认为，人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所具备的重要而持久的心理特征的综合，而人格的形成一般受个人因素，时代背景，家世，个人经历及教育的影响。

“要了解一件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同时，在对韩愈人格进行探究之前，首先要客观地把握一下中唐文人的社会生存方式及他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

韩愈的人生经历较坎坷，小时候凄凉孤苦，颠沛流离。韩愈，河阳人，三岁而孤，童年曾一度随长兄播迁韶岭。兄卒，从嫂郑氏归河阳，即由兄嫂鞠养。此后，他发奋苦读，进士及第，在朝任职，锐意进取，但他的仕途之路坎坷不平，一生多次遭贬。韩愈政治生活和人生经历的挫折和不幸，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终成一代大师。

韩愈研究是中唐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韩愈本人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时局，古往今来，人们对韩愈的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贬或褒，众说纷纭。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三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下文是小编整理的名家散文的特点，欢迎阅读参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他的散文创作特点有三：1、文体多样，议论、叙事和抒情兼备;2、采“古文”与骈文之长，融成新的风格;3、富于变化，开阖自如，具有和谐的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或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解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

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四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韩愈散文风格从总体上说体现了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特点。皇甫湜说他：“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韩文公墓铭》）苏洵说：“韩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文的风格来自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主张，人格的浩然正气使其文章理直气壮；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使其文章情感强烈。此外，韩愈还有奇崛排奡和文从字顺的特点。

韩愈散文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说理、叙事、言情上，三者在不同文体中虽有偏用，却也常有交融。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散文突出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语言艺术上。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五

刘白羽(1916--)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深刻的哲理性是他散文的特色。刘白羽散文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艺术上，刘白羽善于通过一幅幅典型的“形象”展现时代的真实画面，比如《青春的闪光》中，他见到天安门工地上一位“昂起胸脯，大踏步行走”的年轻建筑工人时，就联想到前天安门前插着太阳旗的侵略者的坦克车隆隆开过。然而，今天，第一个十月一日，“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走上建设的步伐。”随后，建设队伍中的伐木者、农民、战士的画面又闪现出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出现，迸发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另外，作者善借景抒怀，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刘白羽散文的语言激情充沛，词句鲜亮峭拔，富有充实感。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六

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述性的某些特点。在本质上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在资料上它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形式上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述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散文诗是一种现代文体﹐是适应现当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七

散文的特色(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

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

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

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严谨的结构《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

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

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

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凝练的语言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

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

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八

碧野(生于19)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九

朱自清，1811月22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华，号秋实。六岁时随家从东海移居扬州，他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1948年8月12日去世。纵观朱自清的一生，他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他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散文，从早期的写景散文到后期的说理散文，他一生写下许多优秀的散文，但流传最广的是写景散文《匆匆》、《荷塘月色》、《春》、《绿》等名篇，这些文章一直被认为是白话散文的典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还有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背影》、《给亡妇》，游记散文《旅欧杂记》、《威尼斯》等也广为流传。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在他不同类型的散文中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朱自清先生的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巧妙运用比喻、叠字、通感等手法，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说逼真与如画》)朱自清描写景物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荷塘的月光和南方的细雨，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春》具有语言简朴、口语化等特点。这些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生动活泼，节奏明快，语短意丰，表现力强。为了更好地描写春天，采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和使用叠音字，使春天更形象化、人格化。叠音字的使用具有音乐美，节奏明快、语气舒缓。如“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两个“盼望着”的词语重叠，，强化了人们对春天的期盼。“春天的脚步近了”，更把春天拟人化，似乎春天正在大踏步向我们走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偷偷”一词写出了小草不知不觉地出现，不知不觉地生长，活泼可爱。“嫩嫩”、“绿绿”不仅写出了春草的嫩绿、绵软，而且还写出了对人的诱惑力：“嫩嫩”、“绿绿”从质感、色彩两方面准确地写出了初春的小草的特点。

“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让人体味无穷，让人享受不尽。人们在草地上“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不仅果树之花争相斗妍，而且野花遍地，万紫千红。众花还以其特有的色香，吸引无数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蝴蝶翩翩起舞。用南宋志南和尚的“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诗句来状写春风的温暖、柔和;“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写南方的春雨连绵，使树叶子“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雨夜，一点点黄晕的灯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白天，“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这俨然是一幅春雨农耕图了。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这些文字向对话一样娓娓道来，显得更加亲切，但又表现出丰富的内涵，显示了春天的生机勃勃。那流畅自如的旋律，那轻松活泼的节奏，那字字推敲的选词与灵活多变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朱自清不愧是语言大师，他用文笔把短暂的春天从自然界拉回到书面上，使其四季常驻，随时可睹。

《绿》中写到：“走到山边，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这水声悦耳动听，给人以余韵袅袅的美感。还有那“微微”的云，“油油”的绿意，“闪闪”的绿色，“汪汪一碧”的潭边，“滑滑”的明亮的绿，写出轻柔的情态美，给人以娇嫩、透明的质感，也表现出明快的节奏，清朗的格调。“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踞”字以动写静，一个“踞”字把梅雨亭写活了，把梅雨亭比喻为一只“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的苍鹰，突出了它那踞在“一角的岩石上”的险峻之势，给我们以凌空突起之感。也突出了此处险峻的气势。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招引”与“追捉”这两个词默契得多么好啊!把梅雨潭的绿对“我”的强烈的吸引，把“我”领略那可爱的绿的急切心理，融为一体，至此，情与景真象水乳那样难分难解了。《绿》中的比喻有二十个之多。“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异。使人禁不住产生想抱住她的妄想;更形容了她那动态的美，又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块融化了的蔚蓝的天，突出其鲜润。“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象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文中还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侧面显示绿的特征，“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从视觉、触觉、感觉等几方面形象地再现了绿的柔美、明亮、软嫩、纯净的特征。《绿》结尾展开了丰富的想象，“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能明眸善睐了。”

句式整齐，感情洋溢，语气磅礴，引人入胜。随着作者感情的波澜，不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而且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也会从心头漾起。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不能说不可爱;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不能说不俊美;西湖的波，不能说不明丽;秦淮河的水，不能说不旖旎。但是在作者的眼中，它们不是太浓，就是太淡，不是太明，就是太暗，都无法与梅雨潭那明暗适度，浓淡相宜的绿相媲美!朱自清先生用细腻、典雅的语言，恰到好处地把明艳多姿的画面与逸趣横生的情怀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

《荷塘月色》成功地描写了荷塘的月色和月下的荷塘，于景色描写中寄托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文章多处使用比喻、通感、叠字等，使得全文语言典雅，充满诗情画意。用三个比喻写静态的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绘出了淡月辉映下荷花的晶莹剔透，绿叶衬托下荷花的忽明忽暗以及荷花纤尘不染的美质。通感的使用更使文章的语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感就是在描写客观事物时，凭借人们各种感觉间的息息相通，用形象的语言把某一感观上的感受移到另一感观上，使“一种感觉超越了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印象”(钱钟书语)。例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清香”本来是属于嗅觉的，作者却将它转化成听觉上的“渺茫的歌声”，令人联想到若有若无、轻淡幽香、沁人心脾等，其间感觉的转移伴随着想像的跳跃。此外，叠字的运用不但传神地描绘出眼前的景象，而且使文气舒展，给人音韵和谐的美感。如“蓊蓊郁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树、“曲曲折折”的荷塘、“隐隐约约”的远山，“亭亭”的荷花、“田田”的叶子、“缕缕”的清香、“脉脉”的流水，“密密地”“静静地”“重重”围住等等，如“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叠字的使用，造成音节上的重复，更突出了树多而密的特点。“远近高低”虽然也写出了不同的方面，但没有叠音词给读者的感觉那么强烈。“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还是淡的。月光像流水一般地倾泻”，“泻”有倾泻之意，用“照”字太直白，缺少蕴含。而“泻”加强了月光的流动感，更加贴切、形象、生动，与“静静地”配合在一起，准确地写出了月光有形而无声的特点，显示了月光的幽静之美。“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一个“画”字既突出了杨柳影子之美，又表达了作者的喜爱之情。那“浮起在荷塘里的薄薄的青雾”，用“升”字太硬，无法突出雾的轻和柔，而“浮”是轻而缓地出来，显示出雾的轻飘状态，在《荷塘月色》中，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

朱自清先生的叙事散文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表现出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背影》的语言非常古朴质实。如“进去吧，里面没人”如话家常，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章的完美结构构成和谐的统一，全文除了夹入了一些文言词语以外，没有华美的辞藻，生僻的词语，都是质朴自然的家常话，生活气息非常浓厚，提炼得非常简洁。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我看见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其中“蹒跚”写出了父亲的不灵便。“攀”显示了月台的高度，更显示出了父亲的吃力。“缩”写得细致，可以想见父亲那沉重的身体上去之难.体现出父亲对儿子深切的爱。叶圣陶老先生对《背影》作了高度的评价：“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

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用白描(所谓白描就是不设喻，不加形容和修饰，用质朴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如实地写出来，给读者以身临目击之感。换句话说，白描是用叙述的方法进行描写，达到再现实景的艺术效果。)记叙事实，不作任何修饰、渲染。、写父亲多么关心爱护儿子，儿子又是多么感激思念父亲，但像“关心”“爱护”“感激”这一类的抽象现成的字眼，文章中却一个也没有用，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大朴正是大巧的表现。文中用词造句都经过认真考究，绝不随便。“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这里的“说定”，如果用“说过”似乎也通，但逊色多了。“说定”不送，后来终于还是送了，实际上是说而不定，很好地表现出父亲当时的矛盾心理。“熟识”一词，说明父亲嘱托的这个茶房该是靠得住的;“再三嘱咐”，表明嘱咐茶房遍数之多，不厌其烦，反复交代，唯恐茶房有半点疏漏;“甚是仔细”，表明嘱咐内容之详，把送行中应该注意的细微末节都提到了。

这些用语，强调说明父亲已经为儿子上车作了极其精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字眼虽然十分平常，但用得恰到好处，使父亲爱子之心跃然纸上。语言平实简洁，却能传达出无限深情是文章语言又一特色。全篇文字平平实实，但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深切怀念之情，因而十分感人。话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特别，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因此也容易引起联想，由此发现人世间普遍平平常常而又最为珍贵的美好感情，给人以性情的陶冶，增进人们对天下父母心的理解。

《给亡妇》中语言明净素雅,如话家常,“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他从亡妻那一面来打开全文的叙述缺口:先是亡妻死后对“我”和孩子们的不舍与惦记。“你第一惦记着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亡妻虽死矣,但她生前所有的情感、意念并没随之而逝,随之而灭。“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知……。”全文在如水般清亮的文字中,作者的深情不禁氤氲而出、娓娓道来。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旅欧杂记》和《威尼斯》两篇游记散文中，朱自清先生从容地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使他的散文艺术达到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指出：“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在这两部游记中，他极力避免在作品中‘我‘的出现，既不写‘身边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作者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

《威尼斯》中：“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反映出了威尼斯的明媚，突出了它是一座水上城市。“干干静静”、“微微”“酽酽”“来来去去”“疏疏落落”等叠音字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威尼斯》第一自然段就用了四个比喻：“大运河穿过威尼斯像反写的s，这就是大街。另有小河道四百十八条，这些就是小胡同。轮船像公共汽车，在大街上走。”这些比喻把威尼斯河网着之密充分显示出来，貌似陆地而实则水域，突出了此城的别致。《威尼斯》叙述和描写也用了很多朴素的现代口语，语言朴实、清新，富有现代口语的特点，简洁，自然而很有新意，如“它哪儿都去”、“只要不怕转变抹角，哪儿都走得到”、“德国德莱司敦画院中有几张，真好”，“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出于名手的还有味”……这些句子中使用了现代口语的词汇，描述或介绍起来更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宛如作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圣马克方场是“伟丽”的，公爷府的墙面上用白色和玫瑰红的大理石砌成的方纹，“在阳光里鲜明得像少女一般”。而威尼斯唱夜曲的歌女们“微微摇摆在红绿灯球下，颤动着酽酽的歌喉”，“运河上的朦胧的夜也似乎透出玫瑰红的样子”。用鲜艳的彩笔，描绘出威尼斯的美丽风光和文化特色，使其浓抹重彩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威尼斯“华妙庄严兼而有之”的特点。如“庄严华妙兼而有之”、“以典丽风华胜”、“惝恍迷离之感”等词句，句式工整，节奏感强，使语言更加洗练。

朱自清先生是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散文大家，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他的散文笔触细腻、语言清丽、用词精准而奇妙、文字简洁。善于描绘景物，使其各具特色，且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这些都令人心旷神怡，留恋不已。用“浓妆淡抹总相宜”来概括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征，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在语言的铸炼方面进行了刻苦的追求和严格的选择。

总观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色，从写景散文的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典雅到叙事散文语言的质朴腴厚，到游记散文的字斟句酌，无不显示出他散文独特的语言特色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正像杨振声说：“朱自清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言上不造作、不掩饰，真正做到了情从肺腑出。秦淮河的灯月交辉，画舫凌波，与游览者的快意、渴慕之情相谐调，而由歌妓卖唱引起的张惶、矛盾、怅惘、幻灭等情思，意使“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森林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那烟一般轻、梦一般美的荷塘月色，则浸透着作家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疏朗的荷花，清幽的香气与淡淡的月色，同作家意欲摆脱人世烦恼而偷得片刻逍遥的情怀融洽无间。

写景则融情于景，叙事则化意入事，这正是朱自清白话散文的动人力量之所在。“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高尔基语)，朱自清散文艺术的高度成就和他语言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散文不矫揉造作，他取法天然，水到渠成，如出水芙蓉，清丽淡雅;如风行水上，自然流畅。李广田在《朱自清选集》的序言中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营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我们把握了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特点，就能领略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所以说，朱自清先生在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崭新高度。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

龙井”、“碧螺春”历来都是绿茶中的极品，气质典雅，高贵大方，而又深藏不露。捧一撮投入杯中，开水一冲，雀舌般的芽叶徐徐舒展，茶香四溢，汤色明亮。绿茶的风采与风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品一口香茗，于是人也显得宁静祥和、高贵脱俗起来。

泡一壶花茶。“茉莉花茶”、“玳玳花茶”、“珠兰花茶”、“玫瑰花茶”都很不错。花茶是绿茶和红茶的。混合体，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却将所有的芬芳无私地沁入你的心脾。细细啜饮，自己也不知不觉中变得平易与亲和起来。

我钟爱茶味深长的茶，是因为她能怡情悦性，消烦去躁，使我身心舒展；她能清心醒脑，其乐融融，使我振奋精神。

而茶的真味，一小口，苦涩中甘甜，在一小口，甘甜中苦涩。这样喝下去，自己的一生都会在这茶里面走来。

茶，是一种人生。

茶，是真正的生活。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一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汪曾祺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汪曾祺传授古典文学。汪曾祺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汪曾祺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汪曾祺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二

我国山水游记的散文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发展，但是最开始的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还没有出现过山水游记。山水游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游记类散文经历了很多朝代，真正构成一种成熟的游记类散文是在唐朝，由散文家柳宗元为代表。

一、山水游记的分类。

山水游记主要是作者在接触祖国大好河山时的所见所感，以描述自然景物为主，比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中描述到湖中的亭子去看雪，对于湖周边的景物进行一些描述，这样的景色仿佛能让人身临其境。而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不单纯的只有写山水的一种，还包含议论、说理等，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中虽然有对兰亭的描述，但是还是多以说理为主，对于兰亭的所看所感表达出对于“乐到痛”的思考与感悟，情感色彩比较浓重。

（一）揭示社会历史。

山水游记主要是表现描述大自然的山水景象，但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但是写山水的景象，还蕴含了必须的人生哲理。把对山水景象的描述还带入社会生活中，揭示必须的社会历史。比如《钴a潭记》中“其上有居者…不胜官租私恢委职”，从这段画中我们能够看出，不仅仅描述了景色，还写出了当地人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国家赋税的压迫，反映了农民的窘迫。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所表达的资料，多是一些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情感，并且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对人生的思考。从《与李翰林建书》一文中能够看到“处处奇峰俊秀…潭中游鱼”，与当时人们对于永州的印象不一样，根据实际状况永州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可在柳宗元的眼中，永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由此可见，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把内心的酸涩都寄托于山水之间，摆脱现实的痛苦，同时有把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自然景色相结合得出了鲜明的比较，表现出他旷达的胸襟。

（二）独特的艺术性。

柳宗元最出名的“永州八记”被后代的明朝人赞颂为“体之正”，以前的人在写一些山水游记类的散文多是用比较有张力的粗重的线条来勾画山水的景象，但是在描述上还略显不够细腻，不能把山川之间的区别描述的更细致。而柳宗元却不同，他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述上继承了前人写法的同时又发展了山水游记类散文，把山水的秀丽与自己内心所要表达的情感相结合，丰富了山水景色的描述。

（三）对景色的描述。

柳宗元由于政治原因，一向被流放在偏远地方。而在偏远地区景色确实格外的迷人，他能够根据这些景物进行一些细致的描述。柳宗元在描绘景色的时候，一般多是用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全部的景色，对于局部又善于细致的描绘。比如《小石潭记》中，“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还没走到小石潭就听见了潭水的声音，走到小石潭后“水尤清冽”展现了小石潭整体的水的特点。又继续描述小石潭的潭底和潭边的景色都是什么样貌的，再写潭水里的景象，“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写出了生活在这的鱼儿自由自在的姿态。《小石潭记》总体上是采用了由远到近、动静结合、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把小石潭的景象描绘的十分生动，体现出了柳宗元对自然景物描绘的高超技艺。

柳宗元在描述景色的时候很善于去捕捉一些景色的特征，突出表现景色的独特性。比如《小石潭记》中对于小石潭的描述是“为坻、为屿、为、为岩”对于小石潭进行全方位的描述，描述出它的多姿迷人。柳宗元在描述时还很注意整个景色是否具有生命力，对其附上很强的生命力。

（四）丰富的情感。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散文的描述都是带有必须的感情色彩的，这些景物不但是大自然所赋予的，还是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对于景物的一些情感表达。比如《小石潭记》中，“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透过对小石潭的描述，作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小石潭给人的感受很是凄冷，带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柳宗元在对山水景色的描述，都是带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突出景色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柳宗元在写山水游记的时候，更加的注重主观情感的宣泄。透过对山水景色的描述来表达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人世间的一些愤恨不满，使得山水游记类散文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从文章中能够看到柳宗元的主体思想，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些高尚情操和民族情怀、审美风格等。

（五）优美的语言。

柳宗元在描述山水游记主张要直白，不要含糊不清。对于语言的描述多是简练，优美而不华靡。比如《小石潭记》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音韵美，在押韵的同时又体现出了文章的起伏变化，使文章很是简洁文雅。

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上的好处。

柳宗元对于山水游记的描述不止与简单的描述山水，还结合了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在里面。他写的山水游记既继承了前人描述山水，又结合了自身的写作特点对山水游记进行了改造，在笔法上更加地的细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类散文标志着山水游记类散文已逐渐成熟，使山水游记类散文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好处。

结论。

柳宗元在山水游记类散文的描述上虽然整个文章的篇幅比较短小，但是在描述景物上的手法却很细腻。运用了不同的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并且在文章中还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情感。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必须程度上，给后人带来了一些借鉴价值，能够更好地去欣赏山水游记散文。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三

[摘要]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本文通过讨论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内容的表现，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尝试提出其传记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2]。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3]，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4]。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郭橐驼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李赤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参考文献：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5，542.

[3]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寄许京兆孟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5，480.

[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时令论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5，55.

[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5，498.

作者简介：吴慧，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四

冰心(1900～)，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19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简介。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在冰心笔下，大自然具有人的灵性。景因情之融入而更美，而蕴含有丰富的情感内涵。这种融情入景，情景相生的艺术特点，使作品具有抒情诗的韵味和风景画的情致;而笔调的轻倩灵巧，语言的清隽流丽，既有白话通俗流畅的特点，又有古典文言精练雅致的长处，形成了冰心散文与众不同的特点。

(她是宜散文而不宜诗)她的作品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也是集母爱，童真，自然为一体。清新，隽丽，富含哲理性。其中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从艺术上说，冰心的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散文的特点及写作手法篇十五

游记由于同时具备文学、旅游以及审美的内涵和要求，因此在思想资料和手法上都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

一、折射出时代特征，表现出较为深刻的社会好处。

游记这种体裁，虽不适应表现重大的主题，但透过记游写景来抒情言志，寄托感慨，生发议论，表现出不同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情怀，也能折射出某一时代的特征。如元结在《右溪记》中，透过描述右溪的“无人赏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从侧面反映了社会不公的黑暗现实；王质在《游东林山水记》中，透过描述朋友的“积岁忧患”和自己的“羁旅异乡”的愁情，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离乱；柳宗元在《钴姆潭记》中，除了借山水倾吐自己横遭贬谪的悲愤外，还借潭上居者“不胜官租私卷之委积”、“愿以潭上田贸才以缓祸”的事实，直接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好处。

二、其中一部分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杰出的科学著作。

如《徐霞客游记》中，作者对所经历过的山川，除描述景色外，还一一辨析了它们的源委脉络，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关梁要塞、名胜物产作出生动、详细的记载，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游记文学的同时，又充实和发展了我国的水文、地理科学，为后人对地质、水文、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带给了宝贵的资料。

三、从选材到描绘，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选材上，游记作者总是根据美学的观点、游览的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自然的景物，使所描述的对象，在既贴合历史、地理和生活真实的同时，又能从不同的角度给读者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在具体的描绘上，吸取了我国国画的特点，利用虚实相生、以少胜多的技巧，让观赏者借助于自己的想像，读出文中本来没有而又确实能感受到的东西。如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一段:“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傲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尽管没有一字一句是描述潭水的，但潭水的清澈却从游鱼的形态、活动中完全能够感觉得到。

四、具有多样的风格和丰富的语言。

古代游记虽然每篇都不外乎是描述山水景物，但是由于作者们的生活经历、气质素养的不同，游记所呈现的风格也千姿百态:有的清丽，有的雄浑；有的翔实，有的简朴；有的空灵，有的凝练；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如奇峰邃洞，充分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古代游记的语言也是因人而异，各具特色，丰富多彩。但是就大体而言，都显得精练准确、生动优美、流畅自然、明净简洁，到达了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的境界。

我国古代游记成就斐然，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多读这些作品，有利于提高我们鉴赏大自然的美的潜力，培养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完美情怀；同时，在美的熏陶中，我们的视野将更加开阔，我们的智慧将得到更多启迪。

一、先游后记，亲见真闻游记是一种纪实性的散文。它的写作，务必在游览之后，或在游览之中，而决不能未游先记，或不游而记。众所周知，一切文艺创作，都得先有生活。而游记更强调作者的亲见真闻，强调第一手材料，强调现场感受。不身历其境，就不可能写游记；不从游览、观察的休验出发，而从某种概念出发，不可能写好游记。游记要写得美，但首先要写得真。人们读游记，除了需要从巾获得文学的美感享受之外，还要借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并透过这面景物和世态的折光镜，寻觅时代的影子。因此，不仅仅自然风光、人物和事件要真实，作者的观感也要真实。明朝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因记载详实准确，有广博的地理、水文、气象、风七人情、社会风貌方面的科学资料，当然也还由于文笔清新流利，绚丽多彩，所以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古今纪游第一”的不朽之作。作者在旅游中所见所闻所感的记述，是作者思想感情与自然人文画面融为一体的美文。篇中有"我"，情景融合；捕捉特点，寻找角度；移步换形，注意穿插；勾勒风俗画等，是写作游记的基本方法。

第三，必须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思考认识，不能纯粹是客观纪实的，否则就是历史资料，而不是散文作品。